佛教与印度教存在哪些信仰上的差异 区别在哪？

　　佛教与印度教同样都产生于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的印度，因此，许多人误以为印度教就是佛教。事实上，印度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夹带着浓厚的神权色彩;佛教却否认印度教原有的万能之说，主张四姓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以现实人生的考察，着重实际的修持与体证。于是，两教不同的诉求方式，形成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

　　印度教信奉吠陀思想，与婆罗门的无限权威——透过祭祀，使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人们崇尚自然、歌咏自然，尤其崇拜神格化的自然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是因为三大主神各司其职，共同主宰宇宙的一切，梵天创造宇宙，主宰人类的命运;毗湿奴维护宇宙间的和平，展现赏善罚恶的大无畏精神，故最得人们敬仰;湿婆神不但能毁坏宇宙，同时能降伏妖魔，繁衍(生殖)世间的活动。所以人们只能服从神的权力，崇拜主神赐给人们的生活，而严格遵循既有之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受限于神权宗教的思想底下。

　　佛教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神非主宰者、非创世者、非唯一者，神虽积集福德，有神通大势力，若无通达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为六道轮回转世的众生之一。佛是一位圆满觉悟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只要依循戒、定、慧，次第进修，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菩萨或佛的果位。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觉悟缘起的性能，都有可能成佛，和印度教所谓的梵天创世神权之说是迥然相异的。

　　古代诗词涉及辞官内容思想的，主要来源于孔子。《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过的一段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大道如果不能推行于天下，不如乘坐着竹筏子到东海去游荡)。

　　陶渊明情怀式辞职：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

　　东晋义熙元年，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陶渊明当了80多天的彭泽县令，就不想干了，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描述：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这份辞职报告后来成了千古名篇，唐宋把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盛赞：“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当中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等词句更是极具情怀。

　　悲情式辞职：范增以乞骸骨为由辞官

　　苏轼写的《范增论》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汉王刘邦当时采纳了谋士陈平的离间计，导致楚国君臣关系不和。霸王项羽因此误以为谋士范增与汉背地里有所勾结，就开始逐渐剥夺了范增的权力。范增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愤怒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在这种情况下，范增内心失落，以“乞骸骨”为由辞官，这句话也证明了他的怨恨。

　　离职愁绪：士大夫的人格模式

　　清代名人崔述引退后撰联用以抒怀励志，联云：“蔬食味偏馨，岂为家贫乏刍豢;闲居情最适，非因命薄谢簪缨。”这里“刍豢”，指肉食。上联意思是说，不是因为家贫吃不起肉食，而是我觉得粗茶淡饭分外香。“簪缨”，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联中借指做官。下联说，并不是我“命薄”当不了官，而是认为年迈“闲居情最适”。

　　清代名人李渔，晚年由南京移居杭州，住在西湖之滨，自题这样一副楹联：“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上联写自己已年近古稀，对往日的“旧业”已感“繁冗”，力不从心，索性“尽抛”，表现出除却烦恼后的轻松;下联写西湖山水招我，举家迁入这如画般的美景中安度晚年，表现出陶醉于山水中的喜悦。

　　这些诗代表着士大夫的一种情怀，“古代诗词涉及辞官内容思想的，主要来源于孔子。”杨太举出了《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过的一段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大道如果不能推行于天下，不如乘坐着竹筏子到东海去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