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如英雄豪杰一般仗义疏财 梁上君子都惊呆
要检验一个人的人生观，最好先看此人的金钱观。苏东坡仕宦一生，坎坷无数，却始终光风霁月，超然高蹈，如同云端漫步的谪仙。这与他对金钱的态度不无关系。
苏东坡不看重金钱。他在《东坡志林》中说：“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好贼不打空转身，前提是知道主家有钱可偷、有宝可窃。所以，凡是日进斗金的商人，常有“孝敬”的仕宦，天降横财的暴发户，都是窃贼紧盯的目标和频频光顾的对象。苏东坡为人护葬，撰祭文、题墓碑、写志铭，哀悼之余，润笔颇丰。梁上君子把苏东坡也当成了暴发户，连续两夜入户，其志在必得之心可知。然而，聪明的窃贼并不知道，苏东坡不蓄资财。他曾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每个月的工资，领了就花，到手就没了。他对所得润笔、酬谢之类也是如此。“散去”二字，尽现苏东坡视金钱的态度，有钱大家用，有钱用到无钱止，边得边散，随手辄尽，其潇洒来去、不受牵绊的人生态度尽现。而那窃贼，见不及此，虽连续两夜光顾，也不得不空手而归。
苏东坡不但不看到金钱，还乐善好施。苏东坡的门生中，以李廌家境最差。李廌从小发奋，苦学不止，苏东坡赞他有“万人敌之才”。不过，李廌命途多舛，屡试不第，又缺乏生财之道，生活每况愈下，经常有一顿没一顿。苏东坡任翰林学士时，朝廷曾赐宝马一匹，后来出知杭州，又赐一匹。对于寻常人来说，御赐之物，只字片纸都会奉为至宝，供着、藏着、收着，不轻易示人，何况还是宝马神驹？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此马亦凡马，也是可以换钱的商品。他见李廌快揭不开锅了，慷慨地将其中一匹相送，给李廌换钱，以解断炊之忧。
让人感动的是，为了使李廌顺利脱手，苏东坡还特撰一帖文辞婉转、书法精美的《马券》，作为李廌卖马的凭证：“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廌）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四年四月十五日。”（李一冰《苏东坡传》）不难看出，苏东坡不仅有恤人之苦的慈心，周人之急的热心，救人之穷的爱心，还有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细心。
苏东坡仕途经年，俸禄丰厚，加上平时所得润笔不菲，虽说不蓄资财，但身边的余钱剩米还是有的，否则一家二十余口，得喝西北风。然而，元丰三年（1084），他因“乌台诗案”被朝廷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便断了薪水和津贴，生活一落千丈。捉襟见肘的日子，既不能像宽裕时一样挥金如土，也不能像乞丐一样低声下气。怎么办呢？苏东坡的办法是定计划、做预算。
他在写给秦少游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年度预算”时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苏轼文集》五十二卷，孔凡礼点校）意思是薪俸断绝之时，只好尽量节俭，全家每天开支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月初从积蓄中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取一份，然后藏起叉子，免得多取。若当天未用完，则用大竹筒储存，累积用来招待宾客。按此估计，积蓄尚可支撑一年余，到时再想办法，无须多虑，预支不必要的烦恼。可见出手大方的苏东坡，也有分外节俭的一面。
一个人如何对待义与利、荣与辱、苦与乐、得与失，是否公道、正派、诚实、善良、豁达、洒脱、友爱、敦厚，从他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均能一目了然。一个人若不计较金钱，就不会成日价营营苟苟、患得患失，更不会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苏东坡对金钱的超脱，决定了他对人生的超脱。
曹操三代人为何都册立出身幽贱的妃子为皇后？
作者：我方专栏作家南门太守
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刚继位，蜀汉丞相诸葛亮就举兵北伐。
面对来势汹汹的蜀军和随时会待机北上吴军，魏明帝曹睿很镇定，他要各个战区加强防守，不管敌人怎么挑战，都别管，只守就行。
用曹睿身边的头号智囊孙资的话说：只要守住各处要害，即使将士们在虎帐中倒头大睡，我们的百姓也不会受到伤害（将士虎睡，百姓无事）。
这一招挺厉害，诸葛亮在汉中逡巡数月找不到进攻的机会，孙权尝试着发起了一次江夏战役，也无果而终。
曹睿这时甚至有心情办了一件事：给自己册立了皇后。
曹睿当太子时娶河内郡人虞氏为妃，曹睿当了皇帝，照例太子妃应该“转正”为皇后，但曹睿却没有这么做，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
曹睿不立即册立皇后，有3个原因：一是父皇登基后也没有马上册立皇后，这是“先例”；二是继位之初曹睿马上过问生母是怎么死的，又派人建庙祭祀，等于被力了一次“国丧”，这样册立皇后的事就放缓了；三是曹睿对虞氏有所不满，至少不是很宠爱。
相对于虞氏，同为河内郡人的毛氏更得曹睿的宠幸，“出入与同舆辇”，这让身为正妻的虞氏很不满。
看来曹操的子孙在感情问题上多不平静，这让曹操的妻子皇太后卞氏操碎了心。卞太后发现孙媳妇虞氏有牢骚，就去安慰她几句，哪知虞氏仍怒气未消：
“曹家有个传统，都喜欢贱货（曹氏自好立贱）！从来不尊重正派世家，皇后的责任是使后宫安定，君王的责任是让朝廷运转，相辅相成。没有好的开端哪来好的结局？看着吧，国家可能由此破灭，祭庙可能因此摧毁（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
这哪里是一般的牢骚，简直是诅咒了！
更要命的是，虞氏愤不择言，把好心安慰她的祖母也给骂了。皇太后卞氏出身于倡家，在当时的地位恐怕比毛氏还低，虞氏一竹竿下去，把卞太后也给打到了水里。
卞太后大发雷霆，虞氏的命运由此可知，被罢黜妃子之位后遣送至邺县居住。
曹睿顺势册立毛氏为皇后，毛氏的父亲毛嘉本是宫中制造车辆的一名工匠（典虞车工），女儿成为皇后，他直接被任命为奉车都尉，宠赐颇多，后又封为博平乡侯，给了个光禄大夫的头衔。
毛氏一族突然富贵，但他们与世家大族仍格格不入，大家与他们也来往很少，曹睿干脆下了道命令，让朝臣去他家里饮宴，结果毛嘉经常有不得体的举止，受到大家的耻笑。
比如，当时士大夫交谈时为表自谦，常称自己为“仆身”，毛嘉认为他有侯爵，所以跟人说话常称自己为“侯身”，不伦不类。
曹操以倡家出身的卞氏为王妃，曹丕以平民出身的郭氏为皇后，曹睿又册立了车工的女儿毛氏，曹氏“三后之升，起于幽贱”，这与汉代帝后多选于勋臣世家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有人认为这种喜好出于偶然和巧合，出于曹氏父子的思想解放（尚通脱），但仔细分析一下也许他们另有考虑。
后汉中期以来皇权屡被宦官、外戚两股势力袭扰，皇帝时常成为傀儡，造成了政治上恶斗不止，有鉴于此，曹魏立国后便从制度上禁绝宦官、外戚的干政，宦官虽然仍然存在，但已无缘接触政治，外戚虽然仍然富贵，但对他们干政的制约也有很多。
所以，不在世家大族中选立皇后并非全是偶然，而也有曹氏的一些顾虑参杂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