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第欧根尼ldquo;裸体rdquo;当面指责亚历山大

司马迁非常同情“落魄英雄”项羽，便在《史记》里给他争位置。当年，秦始皇威风凛凛地巡幸江浙，项羽远远地望见了，居然轻蔑地说：“彼可取而代之。”有那么大的野心，就有那么大的口气。帝王将相本无种，君临天下的“美差”，你能做，我也能做！项羽大旗一挑，立刻应者云集。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他就是纵横中原的沙场统帅。可惜，苍天不佑。他敌不过更有力量、更有心计的对手，最终败下阵来。乌江边，悲风萦绕，至今仍回荡着这条汉子“不肯过江东”的哀叹。

做梦都想当皇帝，是一种活法。誓死都瞧不起皇帝，也是一种人生。古希腊有位牛气十足的学问家，他就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第欧根尼。此人比项羽、刘邦、秦始皇，早出生了大约百十年，他奉行“犬儒派”单纯、简陋的生存哲学。他才不在乎什么功名富贵，时常口无遮拦地表示：“人被打上了将帅与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荣誉、智慧、幸福与财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铜烂铁打上了假印戳罢了。”他天天跑到海滨沙滩上，光着屁股，坐进一只大木桶里，得意洋洋地晒太阳。正当他旁若无人地享受海滨风、日光浴时，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另一位更“牛”的大人物忽然出现在面前，那就是征服了欧亚各地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这位帝王青年有为。18岁，就被父亲拉上刀光剑影的战场。20岁，便继承了王位，君临天下。此后13年时间，他依靠自己的文治武功，建立起了一个地跨欧洲、亚的庞大帝国。很多西方人都崇拜亚历山大大帝，有志气的人，则拿他短暂的生命当标杆。如果到了33岁还没有出人头地，就会急得掉眼泪。很有点儿“人过而立，事事无成”的悲凉感。尽管如此，亚历山大大帝还是热爱文化，早在童年时代，父亲腓力二世就为他聘请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他的家庭教师。亚里士多德对这位出身显赫的高足，给予了完整的口才和文学训练，并且激发他对科学、医学和哲学的兴趣。文化造诣深厚的青年帝王，自然对雅典的文化名人高看一眼。就在这个阳光明媚、海风轻柔的时候，他走进了木桶里、赤身裸体的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很有教养，根本就没有睥睨四海的狂傲表情。他当然知道木桶里的“裸体”是谁，便非常礼貌地一躬身，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见木桶里的学者爱答不理的，他又和善地补充了一句：“请问，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呢？”做梦也想不到，第欧根尼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国王陛下居然毫不在乎，他照样大模大样地躺在木桶里，眼皮儿都没撩。末了，竟很不耐烦地指责亚历山大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很显然，哲学家的追求是阳光、沙滩、海风……至于面前这个年轻人所缔造的一切，比如，横扫亚欧的赫赫战功、亿万人顶礼膜拜，对第欧根尼先生来说，不过是个屁！有健康的思想、充沛的智慧，世界就在手中——足够了！

帝王的权杖、名士的阳光，各人有各人的宝贝。天地间，造化万千，百人百性，任何时代都有“醉心名利客”，同时也有“吃狗肉，傲公卿”的“另类”。很难说，究竟哪种生活是对，哪种人生是错。“出世”和“入世”，各有各的取舍，各有各的滋味。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包括人类在内，天地万物，都应该尽其才、展其能、终其用。怎么活，是第二步；首先要弄懂——为什么活。惟其如此，“我这几十年”，才可能有一点价值、几分意义，才不辜负天地之间“这个人”。

迷信，是指人对事物痴迷信任的状态，人一旦迷信，就会丧失理智，做出种种乖张可笑的举动。在历史上，清末是特别迷信的时代，不仅民间各种奇谈盛行，连统治者也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比如以务实著名的雍正皇帝，便“因迷信道士，服用丹丸过度死于圆明园”，清代皇帝生辰八字不对外公布，以防“厌胜之术”，还会找一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儿童在雍和宫出家，作为“替僧”。此外，皇家建筑颇重风水，梁上往往收有经文，以镇压邪魔。但效果有限，比如天坛，传说能防火，但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即发生火灾，斋宫、寝宫被焚，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24日，祈年殿再遭雷击焚毁，今天我们看到的祈年殿是光绪时重建的。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迷信，大臣更夸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扶乩术盛行，清军主将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溺于迷信，视军事如儿戏。为对付洋枪洋炮，杨芳竟想出“以邪制邪”的战术，收集大量粪尿，并筑星坛，结果贻误战机，损失惨重。

最可笑的是奕经，到西湖关帝庙求签，签文有“虎头人”语，以为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能获全胜。于是决定在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时浙江冬雪，不便作战，加上奕经兴师动众选择吉日，导致信息外泄，英军知道后，设伏消灭清军五六百人。为使“虎头人”说应验，奕经还让士兵戴上虎皮帽，英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颇感奇怪地记载道：“他们的帽子具有一种特别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背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自信有法术护体，竟使出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绝招，结果被英军掳走，客死于加尔各答。

这种迷信思维甚至左右了后来清廷的建军思路，比如成立“虎神营”，装备了先进火器，取意为以虎驱羊（洋），以神克鬼，专门对付“洋鬼子”，虽然讨了口彩，可实战效果却不佳。

八旗是马上得天下，历代皇帝颇讲求务实，1786年，“叫魂”迷信突然在南方爆发，乾隆皇帝高度重视，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搜捕，其目的虽是为了稳定皇权，且造成了许多冤狱，但其中也不乏强调理性精神的含义。可为何到了清末，迷信氛围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也许，唐代刘禹锡在《天论》中的说法值得深思：“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意思是，政治不清明，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就会迷信，而化解迷信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