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逆天而为到寿终正寝 秦宣太后芈月的主政与归
回头再说宣太后的儿子昭襄王，应该说昭襄王在母亲前面是个很听话的儿子，一直听话到宣太后六七十岁，他自己也五十多岁了。此时此刻，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他曾经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被立为太子。但这个太子不得宣太后喜欢，一直被派在国外为质，直到秦昭襄王四十年的时候，死在韩国。
昭襄王就想把次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可是向宣太后提了很多次，宣太后还是不同意立安国君当太子。为了讨好宣太后，昭襄王将宣太后族中的一位少女立为安国君的夫人，史称华阳夫人。从这个封号来看，这位华阳夫人很可能与宣太后所宠信的弟弟华阳君芈戎有关。
这里我想提一下，有人认为秦昭襄王的王后叫“叶阳后”，但据考证，繁体的“华”写作“華”，而繁体的“叶”写作“葉”，两者字形相似，所谓“叶阳后”应该就是指华阳夫人。
但就算安国君再努力，宣太后仍然没有松口立他为太子，这时候，自然不免让人怀疑，宣太后心目中是否另有王位继承人的人选。此时，秦国之内，最显赫的当数四贵，即宣太后的弟弟“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以及宣太后的两个幼子“泾阳君”嬴芾、“高陵君”嬴悝这四个人。
而秦国不但有着父死子继的传统，还有着兄终弟及的传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秦昭襄王不免怀疑，宣太后是否因为疼爱幼子，有将幼子立为储君的念头。否则的话，她何以迟迟不肯立安国君为太子?
昭襄王这一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免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老化衰退，而历代秦国的国君，寿命长的并不多。而他的母亲宣太后七十岁了，老太太依旧精明能干，他甚至会怀疑，自己有可能走在母亲前头。昭襄王也许不在乎自己一辈子听母亲的话，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秦王，而且他母亲的能力有目共睹，秦国再强大，也是他的秦国。
但如果他的儿子可能会失去王位，他就不能不行动了。这时候魏人范雎入秦都咸阳，游说昭襄王：“四十一年，国人只知有太后、穰侯(魏冉)，而不知道有大王。”昭襄王悚然而惊，于是请范雎为谋士，于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设计除魏冉兵权，请太后归政。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英雄气概，但事实上这一年宣太后已经七十多岁了，魏冉也将近七十了，还不还政也已经差不多了。
这一场政变，看似是范雎游说，改变了政治格局，但是很明显，“国人只知有太后、穰侯，而不知有大王”的情景，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昭襄王又不是傻子，岂有不知。纵然昭襄王是傻子，这么多年，天下游说秦国的策士多如过江之鲫，岂会没有人看出这一点，没有人指出这一点?昭襄王做了一辈子的听话儿子，他若是想当“有权威的大王”，又岂会到了自己白发苍苍时才因听了一句策士之言就跳起来!无他，时候未到而已。
在此之前，不管谁看出来、说出来，都无法撼动老太太的权力，都无法令得昭襄王下这个决心去和自己的母亲站在对立面。只有到了和老太太比赛最终时间的时候，只有到了昭襄王怕死后继位之人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范雎，只是在对的时间，说了对的话而已。
但是自宣太后还政，昭襄王迅速立了自己的儿子安国君为太子的结果来看，昭襄王发动政变的最大原因，显然还是为了太子之位，而不是和母亲争权。所以在昭襄王达成愿望以后，他那长期以来对母亲的服从感又占了上风，宣太后虽然还政，但是所有的待遇依旧不变，而昭襄王对她恭敬如故。
历史记载宣太后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依旧有许多情人，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叫魏丑夫。宣太后十分喜欢他，她在病重将死时说：“为我下葬时，必以魏子相殉。”对于魏丑夫而言，自己还年轻，还有无限的未来，奉承太后得到荣宠固然是好事，但是要他去殉葬，则是万万不愿的。大夫庸芮便向宣太后进言：“人死后可有知觉?”
宣太后自然回答：“没有知觉。”庸芮则推演劝说：“如果人死后无知，何必让魏丑夫殉葬?假如人死后有知，那地下还有先王呢，这几十年来他岂不是怒火攻心，太后死后若遇先王，带着个魏丑夫岂不更麻烦。”一番话说得宣太后打消意图，转而去考虑自己的后事了。宣太后归政后两年，寿终正寝。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就此一战，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是，世人便把甲午海战的失败归咎于慈禧太后对日本侵略之心的警惕性不足和忽视了海军发展的问题上。其实，这种认识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时的有关史料无不表明，慈禧太后对日本入侵的警惕性和对海军发展的关注度，可以说是超出世人想象的。
慈禧当政时期，大清王朝面临的不仅是日本入侵的狼子野心，而且面临诸多的内忧外患。慈禧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朝野上下，君臣军民的和衷共济。在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了初见中兴的大好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洋务运动的支持还表现在慈禧对汉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倚重上。当时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三十年，但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之情。当李鸿章因与周边列强周旋而累极身亡时，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不仅“为之流涕”，而且“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的孙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眼光。
在对待日本入侵存在严重危险性的问题上，慈禧更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她曾多次就此问题对李鸿章耳提面命，并亲撰懿旨教训李鸿章说：“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慈禧这道懿旨的所指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当时清朝海军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时引起朝野的轰动。
1881年4月30日，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威远”号军舰在小阳山洋面上发生触礁事故，损伤了两处龙骨。“威远”是1877年下水的铁胁木壳军舰。排水量一千二百六十八吨，航速十一节。事故发生之时，“威远”正奉调从福建驶往北洋途中。福建船政局是洋务运动中兴建的大型造船企业，“威远”是其建造的第二十艘舰船。然而当时，无论近代企业，还是近代军队，都缺乏严格管理，官兵军事素质和纪律饱受各方诟病。事故发生后，右庶子陈宝琛上奏弹劾。
这个事故发生一年之后，1882年5月11日，船政大臣黎兆棠奏报调查结果：上年“威远”在小阳山洋面“向东北偏北一字而行，突闻触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搜看，并无渗漏松缝。细查海图，亦无暗礁沙线，未知水底何物，当时行驶如常。抵沪由机器制造局勘验，计伤损龙骨两处，估需拆修护板，木工及木料等共银一千五百余两。”
当时，黎兆棠在上奏“威远”触礁事故的调查结果的同时，还上奏了“泰安”轮船三十四名水手寄禀到船政衙门、揭发管驾周凤震虚捏人数的事件。现经派员查明，这艘轮船按月支领口粮银两并无丝毫克扣，船员对联名呈控毫不知情。还称育才根本，全在学堂。从前练童得力，训练帆船延洋教习试之洪波巨浪之中。现帆船朽废，练童只能分派兵船实习，惟有赶紧筹款，仍购帆船驶洋教练，方可长其胆艺，以储干济之才。
黎兆棠的奏折，是个典型的官样报告，基本上否认问题，抹平矛盾。比如“威远”，既无碰坏，亦无漏水，为何要花一千五百两银子去维修呢?对于纪律涣散，黎兆棠也不认账，但实际上，这个恶习，后来从福建蔓延到北洋水师，其本质，就是不认真训练，高级军官带头腐败，军事技能差，部队没有战斗力。到甲午战败，总结失利原因，这几条再次被屡屡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