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实行的非升即走

        不久前， 复旦大学数学系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让国内大学“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陷入了争议。我突然想到，所谓的“非升即走”，即tenure track，在德国也是这几年才兴起的。

01、传统上，德国大学以教席制为主，即一个终身教授掌管并领导一个教席，支撑起一个研究方向。教席底下招几名研究人员，无论是博士生还是博士后，统称为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in, 直译为“科学工作者”，中文里有时为了便于理解也翻译成“助教”。

但这里所谓的助教在德国是工作职位，不是职称，并且绝大多数的助教合同是有限期的。助教在为教席服务的同时，还要挤出时间完成自己的博士或博士后论文。助教在德国绝不是有编制的铁饭碗，而是科研临时工。

拿到博士学位后如果想当教授，博士们在传统体制内还要完成一个“教授资格训练” (Habilitation)，即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再写一本学术专著，并累计完成规定内的授课量。完成教授资格训练的，才有资格参与教授评选。注意，只是有资格，并不代表着一定会成为教授。

为了防止学术上近亲繁殖，做完教授资格训练的人不能申请本校的教授位置，而是要去别的学校。在等待成为教授的岁月里，可以获得“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的头衔，可以在大学授课，但只能拿微薄的授课费。

教席和编外讲师制度在洪堡时期有很大先进性。教席制赋予了教授独立研究的权力，免受国家干涉，而编外讲师为教授职位提供了人才后备资源，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学问补充大学里的现有课程，开拓学生的眼界。

然而，这一传统制度发展到今天，却已被诸多诟病。

02、在德国传统的科研职场路上，从拿到博士到成为教授，没有一条清晰的上升轨道。德国的体制被戏称为“Alles oder nichts”，即“所有或没有”，也就是要不成为教授，要不什么也不是。没有中间站。

如果拿不到终身教授的位子，就只能在各种助教合同间奔波，或转作大学行政或服务类工作。这样的体制，自然限制了人才的流通。在海外精英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德国人也不愿意回来，造成人才流失。

为了给年轻的科研人员创造更多的上升空间，德国大学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就是于2001年起设立了“青年教授”（Juniorprofessor）的头衔，目标是让年轻的科研人员可以更早地开始独立研究，并跳过了“教授资格训练”这项多余的步骤。

另一项措施就是tenure track，是2002年开始借鉴美国模式引进的，国内称为“非升即走”。

而德国的“非升即走”制度，也有真假之分。假的“非升即走”只是提供能成为终身教授的可能，到时有没有教授位子并不确定。而真的“非升即走”，只要阶段评估达标，就可以成为终身教授。

为了避免大学浑水摸鱼，德国高校联合会（DHV）要求大学在招聘时，必须写明自己的“非升即走”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非升即走”合同一般最多6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3到4年，然后需要进行中期评估。评估达标，即可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达标后，即可成为终身教授。

虽然我在这里用了“非升即走”这个表达，但“非升即走”在德国是被当作一种“希望”引进的，其重点在于“升”，而不是在于“走”。比起传统的毫不稳定的“科学工作人员”职位，tenure track对德国科研人员来说是一条相对可以规划及透明的上升渠道。

据2017年的统计，德国98%的非升即走中期评估都是积极的，也就是可以进入第二阶段。我曾采访过的一位图宾根大学的教授告诉我说，“只要中规中矩地完成每一阶段的科研任务，上升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03、“非升即走”虽然在2002年就被德国大学引入，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执行起来却拖拖拉拉的。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大学没钱。和我国一样，德国高校以公立大学为主，大学财政主要靠所在的联邦州按学生人数拨款。

与此同时，德国大学的教授职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终身教席的数量就那么些个，要想成为教授，只能等老教授退休。而大学又没有经费为非升即走渠道过来的人额外设置终身教授职位。

二，法律限制。大学在德国属于各州管辖事物。在某些州，一旦终身教授的职位空缺，大学必须按法律规定向全社会招聘。

这样一来，已进入非升即走体系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仍然要和其他候选人，如前面说过的编外讲师，青年教授或课题组负责人（Gruppenleiter）竞争。这也就是前面说的假的“非升即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政府于2017年开始，由联邦拨款，资助“非升即走”项目。在该项目下，联邦政府拨款10亿欧元，于2017年和2019年分两轮资助了1000个“非升即走”的教授职位。

“非升即走”在德国的推进，对上升空间逼仄，生活不稳定的科研人员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福报。

04、总结看来，同样是舶来品，同样是起步困难重重，同我国相比，德国的“非升即走”执行起来有以下几点不同：

一，强大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如德国高校联合会（DHV）可以要求大学招聘时必须注明真假“非升即走”，以免事后产生欺骗行为。

二，国家财政只用于“非升即走“的专项拨款弥补了大学财政的不足。

三，学术界本身的价值观取向避免了大学为了论文发表，疯狂招人。

就这点，我再多写一些。

虽然发表论文在评定学术成就上十分重要，但德国学术界明确抵制海量发表论文（Publikationsflut）。

德国研究联合会（DFG）是德国科研人员申请研究经费的核心机构，该机构在2010年2月曾发表新闻通稿，表明了对论文“要质量，不要数量”的态度，并制定了相应的规则。

        比如，科研人员在申请研究经费时，只需在简历里标注自己最重要的五篇论文，而非所有论文。以此，德国研究联合会在进行评比时，对比的是申请人的论文发表质量，而不是谁发表了更多的论文。我国和德国同为公立大学体系，德国学界的做法，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毕竟，能让科研人员安心地做学术，让科研回归它应有的平静的品质，将会是科学研究最大的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