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闰六月女命好不好，1979年羊人42岁后命运财运

79年闰六月女命好不好

尧育飞

在晚清著名报人王韬（1828-1897）的日记《蘅华馆杂录》中，夹杂着两份《蘅华馆印谱》，其中之一册收录王韬所和自用达20余方。在每一方印蜕周围，王韬都简要叙述的来历。王韬日记中这两份突如其来的印谱，给日记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日记和印谱这两类文献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日记能为研究带来什么？日记中痕迹的存在是否可以修正人们对日记的定义？

一旦我们带着寻找信息的目光去阅读日记，可能会惊讶于日记中存在如此众多的信息。日记的封面有，日记的首页有，许多日记的天头、地脚，甚至正文中都有。在日记正文中， 的记载也数见不鲜。从许多方面来说，日记都堪称“集散地”。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要在日记中保存这么多 ，留下的痕迹？

一、作为“集散地”的明清日记

在古代中，是人际交往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身份、地位、所有权的标志。在许多场合，包括买卖和交易、收发信件、表明拥有某物时，往往都需要。坚固的成为一种信念和精神寄托，拥有甚至比生命更永恒的信誉。有许多别称，时期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之名称极繁，曰玺，曰宝，曰印，曰章，曰图章，曰图书，曰图记，曰钤记，曰钤印，曰记，曰戳记，俗曰戳子等不下十数种，其实本体上并无少异，只是名称之不同耳。”纷繁的命名往往与它的使用功能有关，而这些功能又体现于日常生活和事务之中。于是记载日常和事务的日记最终难免要 的成分。

日记与有关者，大约分两类一类为图像，是在日记中的“留影”，包括印蜕、摹写的印文等；明中期以后，随着石刻的普及，印蜕在日记中“出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一类为文字，用以描绘形态，、递等情况者。这两部分内容均十分丰富，以图像来说，仅仅印蜕就包括日记 所钤及递者所钤，分布于封面、册首、册尾等处。如潘祖荫（1830-1890）《潘文勤日记》册首即钤印累累。日记中的，若钤印于日记册首或封面者，可以帮助考订日记的递等问题。如杨坚（1923-2010）根据郭嵩焘（1818-1891）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二日之一行顶端“盖有一颗一公分左右见方的篆书阳文‘小樗氏’的图章”，推测郭嵩焘部分日记曾经郭庆藩（1844-1896）收。（杨坚《 郭嵩焘日记》）另有一类，则是日记中的其他，包括日记 经眼的。它们或钤印于日记册中，或被 用文字随处记载。日记中的这些信息在考订真伪、利用鉴定书画等艺术作品时，有重要价值。 这些材料，张小庄等人编著《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清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明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已多有辑录，尽管这些著作并未以为中心，却已然钩稽了诸如《味水轩日记》等日记中的诸多材料。这些从属于书法、绘画的信息，是鉴定书法、绘画真伪，辨明其流传历程的重要证据。

《潘文勤日记》册首钤印概况

明清日记蕴个体日常所用、所见信息，堪称个体的“信息库”，尽管这个“信息库”规模有大小之别，却承载个体及周边的各类信息。如果参酌传统印学的研究，利用这些材料，有助于解析不同之间的差异，有助于辨析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文献的真伪。

日记显示了古人对的 ，承载了它们研究的心得。在公开的印谱和笔记材料中，可见古人对的注意。在私家日记中，一些较为主观的对的看法，保存更多。如贺葆真（1878-1949）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六日记载阅读张穆（1805-1849）所编《阎潜邱年谱》，此书为其祖父购自河间，“首页有潜丘印”，贺葆真即据此推断“此必张石得其图章，因印于每册之上”。

日记记载印事涉及的篆刻、的购、用印的规则、经眼的概况等。这些与官印、私印有关 可以增补研究的材料，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研究探索新的。例如，徐兆玮（1867-1940）日记就记载大量真伪、刻印等事宜。有的材料涉及较为罕见的，如恽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记载“农会例会，启用京兆尹颁发京兆省农会图章（文曰‘京兆省农会之章’）。”许多在日常生活，也不忘叮嘱下人携带图章，这是他们日常交际不可或缺的工具。如严修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七日日记，要求下人慎重对待他人请托书写对联，并提醒他们携带图章，表明严修对赠送对联有自己的定例，这种定例不仅体现在赠送对联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对联是否钤印上。也成为人际关系亲密疏远的分界线。

日记记载的私人评语，有助于全面认识一些历史上刻印名家。对赵之谦（1829-1884）的刻印成就，今人称许居多，而王闿运（1833-1916）同治十年（1871）七月十一日临行时，赵之谦赠印，但王闿运却在日记中“㧑叔赠余名印，同人以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同治年间赵之谦治印名声甚大，但在一众公共评价之外，王闿运私下却认为赵之谦刀法不在行，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

日记对研究人物生平事迹也有诸多帮助。如吴大澂（1835-1902）《愙日记》揭示仅咸丰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就为郁子梅镌“玉湖钓徒”“阿”“梅花似我”等五方，又为吴云、金方舆、金润方、周存伯、钮叔裳、潘椒坡、陈新甫等人治印近二，白谦慎在《吴大澂和篆刻》一文中即据此推断吴大澂很早即从事篆刻艺术，风格上既宗汉，亦有学习元人细朱文者。又如学者陈言利用周作人（1885-1967）日记中钤印，推测周作人最早的书或许叫“光霁书屋”，并梳理张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苦茶庵”等的时间 （陈言《和书法里的周作人书》）。而一些失落的印事也可凭借日记材料钩沉出来，如李军利用潘钟瑞《香日记》补正吴昌硕早期印谱的编订曾获潘钟瑞（1822-1890）帮助。（李军《吴昌硕早年在苏州事迹补考——以潘钟瑞香日记稿本为主》）。

，日记的神奇之处在于， 的各种研究，所需的诸种材料，几乎都能从中找到。就其最为本质的属性而言，既是典章制度的产物，也可以是说是雕刻的工艺品。由于所使用材质的坚固性，往往具有考古学的价值，人们可以据以推断雕刻的年月，流传的经过。同样，也可以就其艺术价值发表各种各样的评判。毕竟是手工艺品，所蕴的文字，是以不同刀法刻出，所以的表面和纹理都构成一种艺术和审美。这方面的研究也让人陶醉。 它所使用的材料，生产、过程也同样备受人们 。，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背后的人，无论是印人还是的流通者、使用者，都展示何以被使用，价值何在。的接触者身份各异，地位不等，男人和女人，和民众，文人和匠人，商人和其他手工业者，每个人接触到的都不一样，许多不只拥有一方，即便一方相同的，不同的接触到的不同方面。如上所示 的各种可能研究方向中，与人有关的研究无疑是日记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没有问题，日记是“集散地”；没有问题，这一“集散地”有待于研究者开拓。问题在于如何开拓？本文主要以三种日记为中心，解析进入“集散地”的基本路线。通过高心夔《佩韦室日记》，我们试图理清与日记 的关系；通过张廷济《张叔未日记》《清仪阁日记》，我们试图探讨的价格和印史悬案；通过《黄秉义日记》，我们试图分析用印的则例。这种研究设计基于如下目的利用日记材料增益研究；解决通常的研究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甚至提出一些从前不受 的议题。“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最终，我们葫芦网希望研究的成果可以反归日记研究，促进人们对日记的新认识。

二、高心夔《佩韦室日记》里的信息

晚清名士高心夔（1835-1883）曾为曾国藩幕僚，又与王闿运等人同为肃顺（1815-1861）门下“五君子”，喜纵谈，著作中颇多情绪语，散发浓厚的文人习气，袁昶（1846-1900）认为高心夔“心迹文词俱类柳子厚”。然高心夔也是晚清治印名家，《再续印人小传》称其“擅篆刻，专主生峭，不落恒蹊，于浙皖两派外别开生面也”。所著《佩韦室日记》中保存许多治印材料。高心夔一生嗜印，曾自言，“凡人毕生不能一无嗜好以娱闲情，予于兹事，何能恝尔。”他将刻印之事作为闲情嗜好，这种对刻印的自觉，提升了他对的认知。对高心夔治印的心志、情趣及艺术成就，张剑在《高心夔日记》“前言”中已有较多揭示，并统计高氏所刻达70余方，治印为曾国藩、莫友芝赏识等。高心夔将刻印、赠印、收印等印事记录在日记中，是将印事看作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情。不仅是高心夔生活中的重要物件。通过的记载，高心夔还在日记中搭建 的生活脉络。尽管高心夔可能无意于通过重整他的日常世界，但在他散乱的日记中，却时不时浮现的影子。读高心夔日记时，不难建立一种基本的认识，即是梳理高心夔生活秩序、心态变化的重要事物，是高心夔日记的一条“金线”。

高心夔致莫友芝信札

嗜好的高心夔在生命的许多重要时刻，都会用到。他的日记始于咸丰庚申（1860）五月五日，这一天，高心夔踌躇满志，知耻后勇，开始他的“佩韦室日记”之旅

庚申夏五月五日戊戌（1860年6月23日），午骤雨，旋霁。予在淀园。是日予二十八生日矣，古十五志学，予将倍之，而荒惰若此，遂惕然有亲书向道之意。遣奴子王慎奉书尹杏农、李眉生两先生，问为学之要；又致书易笏山孝廉佩绅，以易出都赴曾湘乡军，告之明年亦当往也。主人裕亭尚书寿予玉辟佩印，慰导甚至，感不能已。予自刻“哀窈窕思贤才”印，盖前一日已报朝考四等矣。

对高心夔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端午，也是他二十八岁的生日，距离古人“十五志于学”的年纪即将两倍。在前一天恩科殿试中，高心夔因为“十三元”韵上出错，被摒为四等。这一错误，高心夔已经第二次犯了。此前一年，高心夔已经在“十三元”上犯了错误，直接导致肃顺对他的提携无从用力。由于科场紧连仕途，这次失利对心高气傲的高心夔而言是巨大打击，因而他选择在这一天立志“亲书向道”。一方面，他向尹耕云（杏农，1814-1877）、李鸿裔（眉生，1831-1885）询问为学之要，又致信易佩绅，为明年前往曾国藩处效力寻找出路。为了铭记这一刻，高心夔还自治“哀窈窕思贤才”图章以自勉，并且选择在这一天开启日记写作。

对高心夔而言，是自励自勉号，是一种印刻生命意义的重要物件。这次朝考四等对高心夔打击甚大，此后数天时间，他不断刻图章，以泄愤懑，以慰伤心。又成为高心夔心绪的排遣之物。对此时的高心夔而言，何以解忧？似乎惟有。试看他此后二十天日记的记载

五月六日，予自刻“山泽之臞”。

五月七日，读杜诗、钞《庄子》，刻印二一“之清芬”，一“石钟山民”。

……

五月二十三日，是日读《后汉书》、《文选》。刻印一，文曰“缘督为经”，语出《庄子・养生主》。予自书篆，麓生奏刀，未竟，予又足成之，合两人之力为此印，遂俨然杰作矣。麓生尝为予刻“忧患之馀，有意于道”印，亦佳。晚为尹公刻印，背铭字，凡四枚。

五月二十四日，遣奴子奉印尹公。

短短二十天时间里，之于高心夔既是个人心绪写照，也是舒缓心情，藉以自勉自励的工具，还是他和师友沟通的重要媒介。就高心夔个人心绪而言，反映他情绪从低落回归平静，也预示他从困顿中走向坚强。五月六日，尹耕云、李鸿裔均有书致高心夔，加以慰问。然高心夔内心十分失落，朝考四等意味着前途不妙，因而生出山泽之想，自比山泽臞，失望情绪溢于言表。至于五月七日，这种情绪仍然挥之不去。这一天高心夔面见皇帝，知道自己的归宿是铨选知县。“人穷返本”，故高心夔所刻印文为“之清芬”，心中不免思归故乡，故又治印“石钟山民”。此时高心夔的前途已基本明朗，故他也不再幻想，此后将近十天未再以图章化解愁闷，转而读《后汉书》、读杜甫诗以壮志节，以纾愁困。至于五月，高心夔治印“欢喜坚固，可以长生（安）”，语出《》“乾之困”，意指不管外界如何言说，他要自守内心坚固的城墙，从而长久之安。这既可视作一种自我困顿写照，何妨也是自信自奋的抒发。由于这种思绪的变动，至五月二十三日，高心夔进一步将自我的世界构筑得更加完善，于是有谨守庄子保身全生的处世之道，故刻“缘督为经”图章。至此，就高心夔个人而言，已经全面地反映他心绪的起伏流转，从激烈归于平静，从愤懑趋于安宁，一种用世的激切心理暂时为平和处世之道所替代。

高心夔这一心路历程，不仅通过自刻实现，也通过为他人刻印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他曾为尹耕云刻“珠玉为心以奉君”等，向朋友剖白自己心迹。这些的刊刻既是友人对高心夔的技艺的认可，也可能是对郁闷的高心夔的劝慰。其中一些作为礼物的图章的完成，并非高心夔独立，他的同馆友人黄沄（麓生）曾与他合作治印，不断为高心夔修饰。这种艺事的合作，也不妨视作友谊的慰藉。

作为艺事之“物”、“身外之物”的，对文人而言，在许多时候具备和诗文作品共同的功能。阅读诗文，与绘图、刻印，对文人心灵世界而言，可能有着相同意味。对高心夔而言，检点印匣，是舒缓心绪的必要举措。这种举措与读书纾困在心灵疗效上似乎不分轩轾。咸丰庚申（1860）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高心夔对此十分 。听格林沁率军与洋人战事不利，高心夔连续两日日记书写心境，聊将日记作为排遣之法

七月六日，是日收拾印匣文具，忧闷特甚。夜军又挫矣。阅《程氏编》。

七月七日，是日阅《程氏编》，晚魏武“对酒歌”，深有所感。不闻天津事，闷绝。

愁绪难遣，忧闷难排，高心夔索性收拾印匣文具，做起枯燥的整理工作。这种物理性质的劳作，与读书遣怀，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看来并无高下之分。同样有所感慨，同样是“借酒浇愁愁更愁”。诚如高心夔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日记所言

是日有烦恼事。刻印背字。余性殊激，有忧闷恒不能自宽释，然用心颇一，故遇拂意事，每刻印、临帖，消遣纷虑，久之乃平。虽或自克之道，亦其嗜好然也。

对文人而言，一些习惯性的行为或许如读书作诗一般同样值得。过去人们 文人心态，总是有意无意将目光锁定在文人读何书、引何书上面，以为这样更容易把握心态的“内容”，至于心态的，那些有意无意的“行为”，往往一笔带过。人们认为想要在“心态’和“行为”之间建立直接关联，需要诸多佐证去完善，而心态“内容”和文本内容、文本思想的关系似乎更加理所，因而此类研究往往优先位置。可是，回到高心夔日记来看，这两组对应关系恐怕无高下之别。一种行为（譬如刻印）对应一时期的文人心态，在日记中有时有确切的说明。既然 已经如此公开诉说他一系列行为的周遭与环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他的心态和行为揭示而出呢？

高心夔《佩韦室日记》书影

既是高心夔的日常艺事，也逐步成为他的重要记忆之物。当高心夔将这些 的故事和回忆记录下来时，日记也就成为他 的生命叙事，成就了他的心复之旅。生活里的，就是这样进入生命，进入文字书写，成为可贵记忆，最终缓缓从日记中道出。作为“物”的进入日记的历程，揭示文人“雅玩之物”如何进入生命史，如何进入艺术史的过程。也正由于日记如此详细记载了“物”如何进入个人生命，以及这种过程如何被叙写，或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何历代文人如此精心营构他们的“身外之物”。那些看似无聊的艺术实践，看似消磨时间的“玩意儿”，譬如图章，何以令他们奋不顾身，有时如痴如醉，有时须臾不可离。如高心夔这样的日记或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根据《高心夔日记》，可厘清一些 问题。如《简明篆刻辞典》“高心夔” 时，钤印有“声父”二字方印，揆诸该书其他条目，此似为高心夔所用印。高心夔日记明确记载，“声父”一印实为咸丰十年七月，高心夔为翁同龢（1830-1904）所刻，此刻者为高心夔，归宿则在翁同龢。

张剑整理本《高心夔日记》

，由日记记载信息，也有助于解读日记中散落的印蜕。高心夔日记中一些嵌在日记的天头、地脚，并非收章，仅仅是一些试验的印蜕。譬如日记中钤印有“怀新阁”，实际为高心夔为李鸿裔所刻，不过因为自觉所刻惬人心意，于是钤印在日记中，以为纪念。在一般的使用场景中，这类“随意”印着玩的情况可能存在，但今存材料中几乎都不见踪影。这类“随意”钤印的行为，表明在实用性、一本正经的艺术欣赏外，还有一些不可捉摸的意义，如高心夔此处钤印，既不为表达什么，也不为标记什么，甚至也不为记录这枚（与下文有意钤印以求记录有别），只是因内心一时喜爱，或是为了试验刻印的效果，而偶然钤印。日记中此类钤印行为，因其随意而显得珍贵。

是高心夔心路历程的写照，也是他的人际 络的一种连接物。由“之眼”出发，高心夔的日记不再是零碎的，不再是不易归纳的文字组合，而具有心绪流动的节奏在。在日记中的浮沉是高心夔心绪的反映，能够串联起散乱日记片段，使得根据对高心夔日记作分段处理成为可能。对复杂的日记而言，在许多时候，除去利用日记时间加以区分之外，往往很难对日记进行分段处理。在此前处理中，人们通常以某件事情的始末作为截取日记的根由，然由高心夔日记出发，则揭示了等物件也是为复杂日记进行分段的参照。

三、张廷济日记中的印蜕和价格

张廷济（1768-1848）为嘉道时期著名金石学家，所著《张叔未日记》《清仪阁日记》《张叔未日记杂稿》等分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部分日记已有影印本和整理本面世。张廷济日记记载相关信息较有特点，兹举其要如下。

上海图书馆所《清仪阁日记》

，《张叔未日记》记载诸多古印信息。日记中的印蜕，反映 欲给“留真”的观念。除去后来者所钤递章外，日记中印蜕大体可分三类，一是 自镌，二是 购或借阅的，三是 使用的。在不同的日记中，这三类印蜕的数量有所区别。高心夔日记所载 自镌与使用的较为丰富，而在张廷济日记中，个人使用或购的则占据主流。如张氏嘉庆九年正月十三日记载“嘉兴张廷济字叔未行三乾隆戊子生嘉庆戊午科浙江乡试举之一”一印，这方印为高勉为张廷济所刻。张氏此印，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且钤印于此。，还有一些自用，也钤印于日记中。如张氏嘉庆九年（1804）正月十二日日记中抄录自撰《戴昆玉先生小引》一文文后，镌有闲章两枚，一为“廷济”，一为“廷”“济”连珠印。这种的使用或许是为了宣示 的所有权，或许仅仅为了给这篇 作标记，以便利用日记编纂文集时方便抽取此文。

日记 购买的，无论是久远的古印还是今人之印，也被钤印到日记中。人们钤盖他人的，或许出于这样一种动机一旦把古印或经手的钤印到自己日记中，自己便也部分地“拥有”了那些。张廷济嘉庆九年正月购得“西畯真赏”一枚，即钤印于当日日记中。对于雅好金石的群体而言，古印在群体之间流转借观，云烟过眼，并不能购买，也不能长期持有，那么，钤印于日记簿册似是上乘选择。张廷济日记中有数次借印而私钤的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廿三日条下盖有“司马氏”古玉印印蜕一方，文字云“玉印，黝如纯桼，覆斗钮。嘉庆丙子又六月廿三，晋带视，印此。”因友人赵魏（号晋，1746-1825）携带此印过访，“雁过留声”，张廷济便留下此印蜕。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条下有一方印蜕，旁行文字云“铜印，坛钮。丙子七月十一葛春屿嵩寄视，当付还之。叔未张廷济记。”借阅，钤印于日记中，与张廷济所编《清仪阁古印偶存》有关。日记记载此事，一方面备查，为归还等事留底，另一方面，也给日记增添别样意味，日记由此成为印谱编纂的工作档案，甚至是编纂印谱的草稿。

张廷济《清仪阁日记》书影

在摄影技术、复制技术尚未发达之际，清人保存信息除去拓印、钤盖印谱之外，只能更多地求诸文字描摹。，对于仅见印蜕的，他们也热衷于摹写。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张廷济曾抄录翁方纲（1733-1818）写给文鼎（1766-1852）的一封信，张廷济不仅全文抄录于日记中，还在信末摹写了翁方纲的“彝”方印。日记记载许多信息，但并非所有都有幸在日记中“留真”。嘉庆九年正月廿一日，张廷济钱顺甫带回的诸名印，嘉庆九年十一月，“从姚友处买‘王禹私印’汉印一方”，李小舟为张廷济所刻“兰亭亭长”等，但这些均未在日记中钤盖。

，日记中还有一些印蜕，读者无从确知其意义。如嘉庆九年八月廿七日日记中张廷济所抄录的陆游《砖砚铭》后，有“张叔未”阴文方印。我们无从推测 的愿意，或许他只是随意盖印，或许他别有深意，在日记中如何盖印，日记 或后来的递者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承认他们盖印的自由度。何况，张廷济别有印谱存世。那些未在日记中留痕的古印，在张氏《清仪阁古印偶存》中多有痕迹。

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的编纂历程，在其日记中多有反映。该书道光十五年（1835）跋语中，张廷济记载编纂印谱的艰辛历程，自称得于师友所助者甚多。跋云

数十年铢积寸累，仁和赵晋魏、嘉定瞿木夫中溶、秀水文后山鼎、嘉善沈幼清恪曾、孙戢圻，海盐黄椒升锡蕃、钱寄坤以发、家质夫开福，平湖钱梦庐天树、同里葛见岩澄、葛春屿嵩、葛向之时徵、徐籀庄同柏诸君子之力为多。而汪友铁庵， 吴门，金友兰坡， 邗上，所携致皆佳好，是亦可识也。

由日记中赵魏、葛嵩等人提供供张氏钤盖的记载来看，可知张廷济跋语所言“铢积寸累”并非自夸，而是编纂实录。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附录他为钱天树所编《汉印私谱》序云“予汉印少，而经眼者亦止数百品。”张廷济收并不丰富，他能编成皇皇的印存著作，得益于江浙地区的金石氛围。从张廷济日记记载来看，借阅、传观、谈论，在嘉兴等地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受益于这种密集流转的大环境，张廷济得以查缺补漏，通过借阅等途径补充所不足，并且悉心将所见记录下来。

，《张叔未日记》所保存的印蜕，有助于廓清印史上的一些悬案。如朱彝尊（1629-1709）之子朱昆田（笛渔，1652-1699）的“西畯真赏”，为1962年夏天，葛书征捐赠西泠印社的“四十三方印”之一（事见葛贤鐄《葛昌楹捐赠“四十三方印”之考证》）。这批多数见于《传朴堂印菁华》《丁丑劫余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等印谱中。，“西畯真赏”一印“未辑拓于上述诸印谱或钤于拓摹贴于扇，故至今未能探寻得其‘留痕’所在。”前所述张廷济于嘉庆九年正月购得“西畯真赏”印，至嘉庆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篆刻家文鼎造访张廷济。是日日记内，即增加两方印蜕。其中一方即是“西畯真赏”，旁有一行字云“朱笛渔先生之印，张廷济，文鼎勒款。”不仅再度表明葛氏所捐印即此方，且给这方印留下了1804年的“痕迹”。当日日记中保存的另一方印蜕为“竹田深处”，旁又文字云“《说文 》‘篁，竹田也。’叔未解元居新篁里，覃溪翁先生署其户曰‘竹田深处’，秀水文鼎篆刻其印并记。”张廷济并未记载文鼎何时为刻印勒款，但由上述日记所载，可初步推测“西畯真赏”或是在这一天由文鼎勒款的。

《张叔未日记》“西畯真赏”书影

，张廷济日记还记载不少的价格，为研究嘉道时期金石学的市场流通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兹将张廷济日记中相关价目表排列如下

张廷济日记所载部分价目表

从张廷济日记所载来看，嘉道年间，汉代的通常价格是洋钱一元至两元一方，如果品质出众，如涂金龟钮“骑督之印”则价格至五个银元。批量的价格也在每一方两个银元左右，如浙江海盐张氏所售者即是。由于清代银元的购买力往往不容易测定，我们以张廷济日记中其他书籍和艺术品的价格作为参考，以便对张廷济购的支出有一些直观印象。由张廷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日记记载可知，《东都事略》价格一洋钱又一百文，《郑康成年谱》一百文，明人诗札十件（文征明、唐寅、唐顺之等）价十洋，翁方纲书“祗平居”扁价一洋。一方汉印的价格与一部近代规模较大的史书如《东都事略》价格相仿，是小本书籍如《郑康成年谱》的十倍以上，也相当于明代名人手札一件，或相当于翁方纲等当代书法大家的题匾。

从上表还可推断，由于金石之学的兴起，逐步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不过交易这一市场尚不算十分活跃。张廷济购买，也有从友人（熟人）手中者，可见市场确实还处于发育阶段。，张廷济购买很少在乡间，而多半购自嘉兴县城和杭州，表明杭州和嘉兴是浙江金石交易的中心。从中还可见，仍是艺术品中的小宗，在较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流通，而一般古董商和书画商人上门贩售的多是书籍、书画作品。需要指出的是，乡居的张廷济在与书估和其他古董商的交易中，已建立熟悉的人际 络，他的服务于印谱编撰，因而往往可以通过借阅，而不必购买。

张廷济的金石书画鉴活动十分丰富，，这一过程是渐进发展的，是按照时序逐步累积起来的。张廷济日记中的材料，提供了嘉道时期一位金石学家诞生的历程，也勾连起古老的金石学传统。活动作为张廷济金石书画鉴生涯的一部分，为理解一位金石学家如何收编金石，从事研究，最终建立自己在金石书画领域的声望，提供了观察的窗口。而日记是提供这种理解的关键，它所展现的嘉道时期的金石学面貌，具备一些特殊性，譬如市场、价格、印谱编撰的过程等，为理解嘉道时期金石学兴起提供了可以观测的变动背景。

四、私人用印规则的公开化

一旦被使用， 它的使用规则就成为必须考量的因素。中国古代 官印的使用，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这套完善的用印制度影响到私人的日常用印。在书画作品中，人们在钤印之前，就已经十分 用印的形式、数量、大小等，这些规则有时明言，有时候需要观赏者自行揣摩。而这，也是 使用研究的大宗。对于存在复杂文艺交往和日常事务的文人而言，其日记往往保存较为复杂的记载。通过的使用规则传递信息，表达身份，或传达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这是文人常用的手段。不过这些隐晦的心理并不适合公开表达，而其中繁复和细微的变化，又使得他们自己常常混淆的使用规则，有时候自乱其例，于是在日记这些内心的想法记载下来，就显得十分必要。

王韬日记中保留诸多本人的信息，仅傅斯年图书馆所《蘅华馆杂录》六册，就保存王氏“兰卿”“蘅华馆主”“家住吴淞第六泉”“琅珍赏”“蘅华溪馆”“遯叟书”“长洲王韬”“红蕤阁女史”“淞北倦民”“此心聊与此山盟”等印。王韬《蘅华馆杂录》第四册咸丰三年九月至咸丰四年五月之间，存有《蘅华馆印谱》一种共11页，钤印20方，每一钤印均记载释文， 概况等。如印谱之一页，“眉珠小庵华曼印”，释文“此印乃甫里曹氏旧物，余售之于洢人师手。纽刻一狮，极为细巧，字乃许锦父所镌。壬子仲秋灯下志。”这些都是研究足资采用的材料。

王韬日记中的《蘅华馆印谱》

仅就王韬用印的规则而言，在印谱中也有体现。在之一种印谱中，王韬记载了一方“平安家信”，印谱记载云“是印刷乃叶文照耀所刻，余以百文得之，印诸书札上，使老亲见之，喜动颜色也。”第二种 《蘅华馆印谱》存印38方，也记载一方“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印，补注云“私札往来，用以示信，亦佳谶也。”不过，总计58方的印谱只此两印记载用途，可见王韬并不愿意过多地在印谱中显示自己的用印规则。

但在日记中， 实际上可以毫无保留公开自己使用的规则。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所言“一切艺术既是外观的展现，又具有象征意义。”对古代文人而言，个人的 、用途等均有自身特色，这一整套与有关 往往并不公开宣示，有时候需要深入细致地归纳推断，才能捕捉一些所蕴的意义，而日记则将的其他信息与予以。

例如在浙江台州人黄秉义（1874-1920后）日记中，就清晰记载了的使用规则。黄秉义丙午（1906）正月初二日日记记载“余自本月初一日起，与友人来往信件名字之‘顿首’草字中盖一‘侣’字篆字小戳一方，与长辈来往信件名字之下书‘谨肃’，或‘叩首’字上盖一‘秉义谨肃’篆字图书一方，以作记号。……另有官名及别字号等及一切图章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均不得为凭也。”可见黄秉义使用十分谨慎，仅仅书信中的，就因收信人的辈分、信件的重要程度等，而使用不同；即便是信套，黄秉义也用不同加以区分。在私人信件之外，对于借贷凭据、收条等，黄秉义又使用一套用印规则，以此作为凭据。

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

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2

或许因为这些用印规则过于繁复，不便记忆，黄秉义又将钤印在日记天头位置，再作说明，以便自己用印时不至于出错。尽管黄秉义没有明言，但这些钤印在日记中的连同说明文字，实际构成小型印谱。不过这个小型印谱较为特殊，即它主要说明的用途

“侣”此方图书与平辈来往xx盖用，亦是通用，还是余书信函为记。

“勤以补拙”此有紧要函件盖此图书。

……

“质诚”此方图书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本不另记，因与上块方式“质诚”图章均是同字，分别详记。此方长式图章，不足为凭。

对黄秉义而言，这份小型印谱是他收发信件、辨别信件重要性的凭证，也是他收发物件、认定券据的判断依据。这份小型印谱集中这些印戳，是日常事务逐步增多，黄秉义不得不加以处理的必然产物。可见，进入日记，并在日记中占据越来越多篇幅，是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体现。，这份还提醒研究者注意，清人使用有许多隐性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只有他个人清楚，很少对外宣扬。毕竟，这些不仅涉及人情的深浅，也涉及田产、银钱等重要经济问题，故而个体往往甚少宣扬的使用规则。也正，日记中此类材料才显得可贵。

也正由于一般人不开的使用规则，故而日记是否记载用印的规则，有时也可以测定日记私密性的指征。许多日记都是私人写作的产物，一些日记从写作起就预备给人浏览。日记的公开程度与私密性如何区分，边界在哪里，往往不容易把握。除去一些公开性的日记阅读记录之外，人们很难断定一部日记的 是否打算公开他写的日记。，对于日记规则的详细介绍，可能作为测定日记私密性程度的一个标志。即，如果一部日记记载详细的用印规则，那么 写作日记时往往无意于公开日记。毕竟，向外人公开私人的使用规则，对个人的生活构成潜在的风险。

五、日记一定是“写”出来的吗？

进入日记，对日记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日记必须是“写”的吗？现存的大多数日记都是 一手写就的，偶尔有别笔或者抄录，甚至有有一些图像、卦象或其他号是手绘而成的，不管怎样，都可以看成是“写”就的。“写日记”成为我们看待日记的一种直观印象。可是进入之后，日记就不完全是“写”的，至少有一部分是“钤印”而成。“钤印”由此也成为日记生产的一种方式。“钤印”成为日记的一种创作方式以后，了日记是写出来的刻板印象，却揭示日记之于 的一类本质功能。即日记 总是想要努力把生活记下来，如果条件足够丰富，他们可能试图将生活的一切都记载进日记。写是一种手段，钤印也是一种手段。的加入使得日记突破了书写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为日记增添了视觉化的要素，从复制和组合的角度实现对日记传统的发明和文化再创造。

进入日记之后人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 要在日记中散落地记载信息，而不是以印谱或其他方式将信息集中显现？换言之，日记为何能给及其周边营造“氛围”。探讨这一问题应该回到中国古代生活中去理解。诚如孙慰祖先生所言，中国的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它“是深刻地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制度之器。这种两重身份使它与其他艺术部类如书法、绘画的研究与解析角度很不相同。……因而，要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状况，阐释具体作品，都不能仅仅 它外在的表现，尤其需要探究深层的、经济、文化的因素及其自身渊源这条暗线”。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作用，在明清契约中，更有着广泛应用，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层面。明清时期的较以往更为繁复，外加金石学复兴和玺印收风尚的推动，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离开。这就使得一旦日记试图比较完整记载耳闻目见，记载日常生活，就很难不涉及信息。可以说，日记中“氛围”的形成，不过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反射。

“氛围”的营造是日记无意为之的结果，执着于记载日常生活的日记最终必然涉及，并不可避免制造“氛围”。这就揭示日记的一项特质随着某项事物不断涌现在日常生活中，它必然走进日记。甚至不妨推论生活的界面有多宽，日记记载的边界就有多广。而新的事项进入日记，也不断修改日记的定义，例如 日记的生产，的进入就人们思考日记必须是“写”的吗？日记这种功能的变化，最终也可能影响新事项的界定。就而言，日记的介入提醒人们注意印谱的一种生产，即日记是从进入纸本的“过渡空间”，印谱可能需要经过日记这一中介而生成，例如王韬《蘅华馆印谱》就是一例子。日记也为观测新事项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为新事项（例如）走向专门的著述展示了较为完整的“滴定”过程 。

就以往研究而言，日记并非研究的必备材料，但增添日记新材料无疑有助于研究。就日记研究而言，将日记中的信息出来，有助于测定日记这一新材料的功能及其边界。这种将信息从日记中、进而复归日记的研究思路，对日记研究和研究都是一种利好。由于这些信息本来蕴于日记内部，因而无论就“之眼”观看日记，还是从“日记之眼”观察而言日记都可以自为一种研究。

注本文系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thepaper.）首发。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

以上就是与79年闰六月女命好不好相关内容，是关于材料的分享。看完1979年羊人42岁后命运财运后，葫芦网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