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高僧”？还需做好这一点

近代教育制度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

近代新式教育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宗教的面貌。清代佛教僧人以在宝华山受戒，金山寺、高旻寺坐香为荣，有过这种经历的僧侣，很容易被各地礼请为寺庙住持。但进入民国之后，佛学院迅速成为培养僧才的基地。虽然新式教育在中国传统宗教教育中取得了决定性优势，但对其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即便不说民国年间许多德高望重的大德法师对新式宗教教育培养的学僧的戒律、修持乃至见解颇有微词，甚至时至今日，仍不乏负面意见。

近代佛教新式教育最重要的推动者太虚法师本人极其反感佛教“为死人服务”，“佛学院”教育中经忏法事的相关内容被大大压缩；对僧才的培养则更偏重义理学养。但这并不是说传统佛教在接受新式教育时完全没有张力、新式教育已经完全适应当今佛教的发展要求。实际上，这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值得我们考镜源流、深刻反思的。

佛教私塾：传统的佛教教育形式

在近代佛学院出现之前，老年僧人带徒子徒孙，是中国传统佛教教育最主要的形式。由于子孙庙中对僧人的教育培养方式，非常类似于我们熟悉的私塾，故笔者将其称为“佛教私塾”。如果寺庙经济条件较好，会请教书先生到庙中讲课，或将小和尚送到私塾去读书。不过，请俗人讲课，有时会带来一些麻烦。首先，教内可能会对请儒生讲文学的必要性产生质疑；其次，费用太高；第三，僧人以俗人为师，有违佛制。印光法师认为，第三点并无妨碍，只要大家是“以作同学，互相研究”。而且，在子孙庙中的小和尚大都未受戒（与后来佛学院的学僧不同），尚不是僧，故此传统上对此质疑并不多。不过，教书先生只能让小和尚学习文墨，宗教教育还必须由有经验的僧人承担。

传统十方丛林对其成员的佛教教育常常是潜移默化的，融入了日常功课的修行制度之中，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或职业教育都有比较大的区别。明清传统丛林中的“阅藏”与近现代教育中的读书学习实际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印光法师认为，阅藏是类似禅修、念佛一样的功课，“如此阅经，与参禅看话头，持咒念佛，同一专心致志。至于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贯通之益耳。” 可见，传统十方丛林的阅藏更近似于一种宗教功修，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或职业教育。

佛学院教育的反思

新式教育的引入不仅是教学方法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教学内容、知识结构的改变。传统上，子孙庙传授经忏科仪，十方丛林强调戒律威仪、参究开悟，而佛学院则注重文本知识的传授。

新式教育有其优长之处，可以在教职人员中迅速普及中等文化教育知识与一般性宗教常识。但新式教育在宗教造诣的培养上，往往存在一定的争议。近代新式教育提倡八宗兼宏。在近代新式教育中，如何构建统一的佛学系统，解决“分河饮水”的问题，有识之士进行了不少尝试。

晚清“祇洹精舍”创办人杨文会居士力图建立“马鸣宗”，构建一套佛学体系，但其弟子欧阳渐提出《大乘起信论》非马鸣所作之后，这一努力即告夭折。此后，1943年，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渐居士逝世，继任院长的吕澂先生将欧阳渐居士的四科佛学进行调整，把四科改为五科，使内学院的教学系统日趋完备。台湾印顺法师《成佛之道》提出“归敬三宝”、“闻法趣入”、“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修佛的五个环节，特别是后三者是比较明确的修学次第，在海峡两岸颇具影响力。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修学体系，也得到部分汉地信徒的推崇，各地活跃着不少“广论班” 。当今不少汉传佛教界的有识之士，都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有法师提出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的修行次第。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建立相对公认的佛学研修体系，完善我国现行初、中、高三级佛学院的教学管理体制，这样才有助于稳定现有学僧队伍，保证学僧在学习期间的向上有序流动。这不仅是中国佛教教育、也是整个中国佛教界都要积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