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开展了一场禁烟运动。

这位新任山西巡抚，面对省内几乎无县无之的鸦片种植业，发出了山西乃是鬼国的悲叹。数年前，惨烈的丁戊奇荒饿死上千万人，山西受灾最重，泛滥的鸦片种植，即是主因之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张之洞忧心忡忡，断言若再不禁烟，再过几十年，山西将彻底完蛋。

这场禁烟运动，没有任何成效。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人去政息，运动无疾而终。

这位著名的清流领袖、坚定的禁烟者，此后不久，也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扶持者。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曾如此描述张之洞在禁烟问题上的自相矛盾

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曾痛陈鸦片之害。但他自己吸食鸦片，也曾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张之洞的这种自相矛盾，并非个案。为了洋务自强而放任甚至推广本土鸦片的种植，默许其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鸦片税收，实是晚清朝廷上下的一种共识。

01 本土鸦片战胜进口鸦片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鸦片之祸，这是一个事实。

，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1）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虽尚有限，但鸦片市场已经成型，雍正与嘉庆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2）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民众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很小。

中国本土大量生产鸦片，约始于1830年代，系自印度引入，由云南一路北上东进。1830~1857年，清廷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1858年，为筹集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征税，相当于默认了进口鸦片的合法性。随后，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也名存实亡，产量大增。

不少史料直观地记录下了这一变化

在云南，光绪年间，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另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的估计，罂粟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10），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时人游览昆明，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

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包家吉，《滇游日记》）

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是该省罂粟种植最集中的区域。光绪二十年，开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如此写道

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己久，骤难禁革。 （陈惟彦，《宦游偶记》卷上，开州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禀牍，光绪二十年。）

相比云贵，四川的罂粟种植可谓后来居上。光绪九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如此描述

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光绪十六年，何嗣焜入蜀，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更为骇人

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何嗣焜，《存悔斋文稿入蜀记程》)

到了1860~1870年前后，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进口鸦片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

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了进口鸦片。比如，在华东地区，1882~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本地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75%，另由四川供应15%，台州、象山供应10%，进口鸦片几无立足之地。

据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1881年提交的贸易报告

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提高得这样快，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了印度鸦片，并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牛庄曾经每年进口约3000担的印度鸦片，1881年却只进口了358担。烟台和天津也在缓慢地仿效牛庄的榜样。1881年，它们进口印度鸦片的数量已减少了15%。 （《领事许士1881年度上海贸易报告》）

次年，许士提交的贸易报告里，中国的本土鸦片，已经开始对外出口了

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

本土鸦片彻底逼走进口鸦片，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图晚清，鸦片吸食者

02 清廷的政策扶持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压倒性胜利，与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虽然清廷从未明确承认过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合法性。

最先提出有必要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对林则徐禁烟持有异议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政策规范贸易。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也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说道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此时的林则徐，担忧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进而导致白银的流出。

曾几何时，反对禁烟的许乃济被朝野内外集体唾骂。世易时移，转眼却换作了主张禁烟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说道

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

禁烟名士不敢轻易谈禁烟，担忧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可见流风所向，已然大变。

以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种论调在晚清官场，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比如，袁世凯的叔父、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曾在光绪初年对总税务司赫德谈及，他主张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入鸦片，本国的鸦片种植才会停止。

再如，郑观应明确提出了鸦片商战这一概念。他将鸦片战视为对西方进行商战的上策，早在1862年，他就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建议民众多吃本国鸦片，少吃进口鸦片，进而固国卫民。

1872年创办的《申报》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比如，一篇题为《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1873年6月28日刊登）的文章，了三条理由，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

（1）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

（2）改进鸦片制作方法，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

（3）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在政策上为本土鸦片彻底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

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事实上此前已经驰禁，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建议用自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颇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土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只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关于政府在晚清鸦片泛滥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郭嵩焘有过明确的

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

图1880年代，中国南方的鸦片吸食者

03 难以戒除的鸦片财政

扶植国产鸦片，可以为国库获取可靠且可观的财政收入，这是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鸦片财政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尽管官方一再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亦即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这些说辞只是表面文章，禁烟不过幌子，征税才是目的。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曾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刘坤一复刘仲良函》）

刘坤一说得很明白广东绝对不能禁烟，因为鸦片财政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禁了烟，那一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要从何处弥补？

郭嵩焘的奏折，很自然地被搁置了起来，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到禁烟这个绝对政治正确的问题，而一旦禁烟，就要危及到须臾不能离开的鸦片财政。刘坤一提出的暂缓置议，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朝廷上下对鸦片财政早已达成默契，用暂缓敷衍了郭嵩焘之后，想朝廷不再垂询，想来朝廷也是明白人，再不会提起这档子事了。

晚清知识分子何启与胡礼垣，曾如此描述清廷对鸦片财政的严重依赖

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劝学篇书后去毒篇辩》）

民国学者于恩德，著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书。书中明言，晚清所谓的寓禁于征，不过是欺人之谈，其真实用意在于征（税），而不在禁（烟）

盖当时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适值军用浩繁需款孔急，遂决定弛鸦片之禁公开收税。但禁与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则主禁之政策，决不能并立，而寓禁于征之政策，亦实根本欺人之谈也。因吸烟者一经成瘾，苟非施以强迫之压力，不易戒除，虽倾家荡产售妻鬻女，而鸦片不能不吸。故寓禁于征政策实行之结果，徒使吸烟者速至于家败人亡之地步而已。况所谓寓禁于征之主旨，乃在于征，而非在于禁。结果此种政策反成为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也。自鸦片弛禁之后，使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国力既因之而疲，国势亦因之而弱。

据统计，清廷的财政收入，光绪二十九年为1亿两有余；光绪三十一年至多不超过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增长至2.42亿两有余。而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光绪三十一年约为0.23亿两；光绪三十二年约为0.24亿两；光绪三十三年约为0.20亿两。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长期维持在10%以上这样一个比例。

考虑到中央政府虽可以完全控制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但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个10%，在晚清的整个鸦片财政（中央+地方）中，显然只是一小部分。

吸食鸦片的人，要戒除是困难的。吸食鸦片财政的政府，要戒除同样也是困难的。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颇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山西向朝廷诉苦，朝廷的内心其实也苦多年来，朝廷也在依赖鸦片财政过日子，尽管它的依赖不如地方政府那么重，但同样不可或缺。

图清末烟馆示意图

04 时代的取舍

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JHudson Taylor)来华游历多年。关于鸦片，他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

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之所以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是因为截至1858年，清廷仍对鸦片执行严禁政策。之后，清廷开始扶植本土鸦片，鸦片吸食人数遂急骤上升。

这一政策的转变，凸显出了时代在国富与民生之间的取舍。

林则徐自然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他在1838年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但到了1847年，朝廷的财政安全（如何防止白银外流、增加国库收入），成了他支持发展本土鸦片的主因。类似的取舍，也同样出现在了李鸿章、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人的身上。

参考资料

①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②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③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 1729-194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④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⑤卜正民、若林正，《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黄山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