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

周易八卦 2023-03-29 12:14www.huluw.com周易八卦

八国联军进京后,对京城随地大小便的风气,采取强硬手段严禁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之中。

戏曲名家齐如山,在这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中生活了多年。据他所见,清末之时,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①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也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②

慈禧有没有夸赞洋人们能干,不得而知。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这座露天大厕所深恶痛绝,却是实情。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记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仲芳氏之日记《庚子纪事》

联军不仅仅只关注随地大小便。对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记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⑥

次年春夏之际,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北京市民再度获得随地大小便、随处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记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⑦

1900年前后,随地大小便之风并非北京独有,上海、天津也不例外

八国联军侵入之前,市民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实非京城独有。在上海,郑观应1890年代之所见是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⑧

在辽东营口,因俄国人强迫中国市民清理随地所拉之大便引发激烈冲突,《大公报》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称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俄人之看待华民,直奴隶之不若也。⑨俄兵强迫随地大便的国人用手捧粪,国人则把粪扔到俄兵脸上,冲突由此而起。显然,据文章语气,作者对俄兵的痛恨,远超过了对国人随地大小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同据《大公报》的报道,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后,民众频频抱怨生活不方便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无官厕⑩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美国人阿林敦则称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中国最肮脏的城市。(11)

1900年,天津,参与侵华的俄国士兵

八国联军撤走后,北京城公厕稀缺,天津城恢复粪溺狼藉之貌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12)联军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同样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储仁逊,曾目睹一名外国士兵在发现一名十余岁的中国少年随地大便后,用刺刀威胁少年以双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处。(13)如此种种,与前引仲芳氏日记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见联军禁令的执行力度确实很大,已可谓过激。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并无意继承八国联军留下来的那些公厕。相比需要政府出资的公厕,他们更喜欢联军留下来的用于维持治安的巡捕制度,以及由道路两侧居民出资、出力维持的路灯制度、道路洒扫制度。据统计,直到1911年,北京城区仍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14)在天津,联军撤退后,负责接收的袁世凯虽然保留了官厕,但这种官厕,并不等同于公厕,据储仁逊讲,大便须收五文,小便须收两文。1902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1904年,《大公报》又报道,天津街头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国联军其侵略性质毋庸置疑;也非欲丑化国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处理,终究是一项须由政府统筹提供的公共服务。清廷高层并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也并非不知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是如何情状。1860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张德彝、志刚等人,已见识过巴黎的净无尘埃、英国厕所的时时洗涤,极精洁;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刘锡鸿,也已见识过伦敦的洁净无秽气,东京的河渠深广洁净,道路开阔,时时洗涤之,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15)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公厕始终缺席。即便是八国联军在北京实施了公厕制度,清廷也无意继承和延续。近年来,颇多学者和著作谈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诚意被革命所中断。,这样一个连公厕这类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意好好向民众提供的政府,欲证明其改革有诚意,恐怕也是很难罢。

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与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鸿章也很了解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状况

注释

①《齐如山文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P32-34。②刘半农,商鸿逵/访问整理,赛金花/口述,《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 , 1985,P37-38。③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P61。P33。④同上,P52。⑤同上,P61。⑥同上,P64。⑦同上,P70-71。⑧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收录于《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P663。⑨《污人自污》,《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第5版。转引自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⑩《善后事宜》,《大公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八,第3版。转引同上。(11)张海荣,《清末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市民卫生观的初步确立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收录于《城市史研究》第31辑。(1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P348。(13)储仁逊,《闻见录》,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未刊)。转引自(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P176-177。(14)段柄仁/主编,《北京胡同志 上》,北京出版社,2007,P46。(15)范铁权,《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人民出版社,2013,P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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