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简化和中国有什么区别？

前一期专题《乾隆变成干隆，是谁的错？》，回顾了1949年后大陆的汉字简化史。略言之因为从1950年代-1980年代，政府主导汉字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汉语字母化，简体字只是被当作字母化完成之前的一种过渡手段，所以简体字改革方案做得相当粗糙，留下了相当多的问题。当汉语字母化终止，原本只是权宜之计的简体字不再是权宜之计，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了。

那么，当年的简体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和日本的汉字简化方案，来做一个比较。

中、日本两国的汉字简化，存在着两个比较大的区别

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简体字，比中国早了整整10年。与中国相比，日本的汉字简化，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日本在简化之前，研究确定了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中国没有做这个工作

基于对汉字使用频率的清查，日本政府于1946年公布了1850个字的《当用汉字表》，1951年又颁行了92个字的专供取名之用的《人名用汉字别表》。这1942个字，就是日本对汉字进行规范和简化的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字，不做改动。

全盘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和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简体字改革的基础。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如果不做，简体字改革就没有一个核心的范围。恰恰中国50-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就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一直受领袖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又陡增至1634字结果，就出现了该简化的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字却大量简化的怪事。很多常用汉字，像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像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却都被简化，收进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

没有梳理现代通用汉字的范围，还有一大弊端，即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确定通用汉字的范围，就会导致部分通用汉字被按某种原则简化处理了，另一部分通用汉字却没有得到相应处理，以致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比如，溝、構、購，被简化成了沟、构、购；講，却被简化成了讲；媾、篝等字，却又完全不简化。原本同属一个冓旁系列的字，简化后竟然变成了三个偏旁系列，字形系统完全乱套了。相比之下，日本因为确定了当用汉字的范围，范围内的同系列汉字，在简化时绝大部分采取了统一原则；日后扩充当用汉字时，也是继承之前的原则对新扩之汉字进行简化，就没有出现类似的混乱。

二、日本的汉字简化，比较重视类推原则；中国的汉字简化，否认类推原则

汉字简化，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相同的繁体偏旁，应该被简化成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的约定俗成字，这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日本的学者比较重视前者；中国学者则因群众路线（70年代的二简字甚至直接发动农民来造字）而高度重视后者，否认类推简化的可行性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这就直接导致中国的简体字，在体例上出现了大混乱。很多部件本可以只用一种方式简化，但往往是一个字一个样比如，昜至少有三种简化模式杨（楊）、阳（陽）、伤（傷）；登则至少有四种证（證）、邓（鄧）、灯（燈）、镫（鐙）。很多可以一并类推简化的汉字组，有些只类推一半，中途莫名其妙地变异比如，盧简化成了卢，瀘、顱也相应简化成了泸、颅，但爐、驢却被简化成了炉、驴。有些又只类推一小部分，其余的原封不动比如，憶、億已经简化成了忆、亿，臆、噫却不简化。汉字固有的逻辑体系，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

相比之下，日本的汉字简化，就比较多地顾及到汉字的体系完整。新加坡文字学者谢世涯评价约定俗成和类推简化是会产生矛盾的，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范围，而且他们的简化工作较保守，也比较坚持类推的原则，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现象比较少，中国则层出不穷。

定位不同、领袖意志，是中日汉字简化出现上述两大区别的根源

中国的汉字简化，与日本相比，之所以存在上述两大区别，除了两国对汉字简化的定位不同中国将其视为汉字拼音化的过渡手段；日本则是为了规范、简化汉字形体，控制汉字的日常使用数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意志的干扰。譬如，毛泽东在看过1952年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后，提出意见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就未必妥当。

缩减汉字总量，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实际上违背了汉字自发演进的规律。自古至今，一方面，为了便于书写，汉字会追求形体的简化，自唐而下，自发出现了大量的简体字；另一方面，为了表意明确，汉字又会追求数目的繁化。比如，当云字逐渐被大量用于孔子云、孟子云时，古人就造出了一个新字雲，来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结合体。1949年后，把云、雲二字一并简化成云，就造成了词义上的困扰。2006年，某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讲子云笔札君卿舌，错把子云解读成了子曰诗云。其实，这里的子云，是指汉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子雲笔札想来是断不会被理解错的。

大规模的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给汉语的表意明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面和麵（麺），本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前者指脸部、脸面；后者指粮食磨成的粉。所以，民国人读《水浒传》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一段，可以很清晰地知道，烧的面汤是洗脸水；但今人来读，恐怕就不免要理解成煮面汤来吃了。再如，适和適，在古代不两个不同意思的字，连读音也不一样。适读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读shi，是到哪里去的意思。强行用适来代替古代的适（kuo）和適，那要分清这些古代名人南宫适、李适、高适、沈适、赵汝适究竟是适（kuo）还是適，就很要命了。现在很多著作，也只好强行把《梦溪笔谈》的作者沈适（kuo）改名为沈括。其实，既然摘字都没有简化，適又有什么必要非得简化成适，然后平白增添如此多音、义上的混乱呢？类似情形，在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中，非常地多。

以上，并非50-80年代中国汉字简化的全部弊端。指出这些弊端，也并不是为了反对汉字简化。汉字的简化是必须的。重温这段痛史，只是为了提醒今人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是一场粗糙、草率的改革的产物，仍然伤痕累累，需要修复。

参考资料

（新加坡）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陈炽洪，《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叶籁士，《简化汉字一夕谈》，语文出版社，1995；谢世涯，《中国与日本简化汉字的评骘及今后整理与简化汉字应循的原则》，收录于《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1987；（日）白川静，《汉字百话》，中信出版社，2014；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