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究竟能不能算民族英雄？

近年来，网络上对北洋军阀的评价日趋正面，其中直系领袖吴佩孚尤其为人推崇。在常见网文中，吴佩孚不仅被塑造为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的道德楷模，还是坚守气节、拒任伪职，以致被日本杀害的民族英雄。

其实呢，吴佩孚虽没有落水，但其屡次同日方交涉，意欲借侵略者力量东山再起，此种谋划实属晚节有亏。至于说日本人趁吴佩孚医治牙病将其暗害，也只是不足信的传言。

吴佩孚当年，确确实实拿过日伪的钱

1927年，在北伐军的追击下，吴佩孚被迫避居四川，依附杨森。吴表面过着隐居生活，实际在静待时机，谋划复出。1931年8月，兰州发生雷马事变，原国民军将领雷中田发动政变，扣押甘肃省代理主席马鸿宾，吴佩孚遂以调停名义进入甘肃，并委任天水等地官员为所谓兴国军的顾问、参议。在说服雷中田释放马鸿宾后，吴佩孚认为解决了他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为自己培植了力量，遂公开组织川、甘等省代表，通电拥护自己为五省联军总司令①。蒋介石命杨虎城入甘平叛，使吴佩孚此次复出计划破产。

被驱离兰州后，吴佩孚投靠张学良，寓居北平。关起门做大帅的吴依旧在寻找复出的契机，维持着属下幕僚组织八大处。吴极讲究排场，每日花销很大。故早年未下台时，吴自己虽不受贿，却从不禁止夫人张佩兰收礼。但早年积下的这一大笔财产在吴入川时大都遗失了。此时吴在北平的花销主要由张学良供给。

张下野后，吴佩孚的经济来源断绝，陷入困顿。时值日本特务勾结吴的秘书长陈廷杰等人，希望吴出面联系旧部、奉军、土匪，一切费用由日方负责。此事被北平当局获知，参与者大多被捕，不了了之。已经花出去的十几万经费（日方提供）中，有八万被张佩兰补贴家用。及至日本在华北扶植伪政权，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对吴关怀备至，一年三节和吴的生日，都馈送5000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请吴佩孚做特高顾问，每月车马费4000元②。简言之，吴当年确确实实拿过日伪的钱。

对日军之拉拢，吴佩孚没有断然拒绝，而是一再商谈出山条件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谋划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这个所谓第一流人物，锁定为吴佩孚、唐绍仪、靳云鹏，其中，唐绍仪因被认为已露出通敌嫌疑，遭军统处决；靳云鹏一心向佛，坚决不出；吴佩孚遂成为日方经营的重点人物不同于早已南下的段祺瑞，吴佩孚一直公开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仇敌，故七七事变后坚持滞留北平，仍称呼日本为友邦，日以启导和平为事。这也是日方对吴抱有很大期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9年1月，王克敏、梁鸿志等伪政权首脑推吴为绥靖委员长，吴的表现是既未表示拒绝，也没宣布接受，只是对来人客气了一番。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抛开日方拟好的发言稿，说我吴某人一生反对国民党，但此乃我中国人自己家中事，不容外人干涉，今请日人退出中国，将东北交还中国，我吴某人自会率军反蒋，与国民党作战也。这番话虚虚实实，既可理解为吴佩孚故意刁难日方；也可理解为吴为自己的出山预留缓冲。中国舆论多倾向于前一种理解，日方则多有倾向于后一种理解者。如冈野增次郎认为吴虽然平生信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但他素来以天下第一位自居，不甘拜他人下风，利用此种富贵心及功利心，是有希望拉他下水的③。

据国民政府当年所获取的情报，吴佩孚和日方迟迟无法谈拢，主要在于双方所求差异太大。吴同意出山，但要实权，他向土肥原提出五项条件（一）割冀鲁豫晋察绥苏皖鄂等九省为势力范围；（二）由吴练兵五十万；（三）枪械经费由日方供给；（四）签定中日防共协定；（五）日军退出上述九省④。吴佩孚确实有借日方力量东山再起的想法，但日方想要的只是一个傀儡元首，不可能满足吴的要求。

，吴希望中央政府建立后，原有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宣告取消，而日本仅想让吴以开封、武汉为中心，统治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使之成为另一个地区性的傀儡政权。吴佩孚希望收容杂军、土匪，作为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日方则要求这些武装成为新中央政府的直属部队。因存在上述分歧，日方对吴佩孚工作一度日趋冷淡。

日方对吴佩孚渐失耐心之际，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日方遂改推汪吴合作计划。吴佩孚和汪精卫书信往来多次，甚至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语，但由于利益分配问题，两人没能谈妥。在未来新政权中，吴佩孚既欲掌管军事，又欲担任华北行政，而汪精卫只想让吴负责军事；汪精卫要还都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而吴佩孚则想留在北平另起炉灶⑤。合作不成，吴对汪的批评日多，最终没有参与汪伪政权。

综上，对于日军之拉拢，吴佩孚不是断然拒绝，而是一再商谈出山条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吴是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但也等于给了日伪宣传利用的机会。日伪报刊当年曾大做吴佩孚出山宣言的报道，如《朝日新闻》等刊登消息，称吴近日将赴开封，组织军队，讨伐蒋等。这种舆论，对国人抗战信心的维系无疑是不利的。

国民政府劝吴脱离日军范围前往重庆，被吴拒绝；吴甚至向蒋介石建议唱双簧

因吴与日军及汪精卫不断接触，外界对吴的去向疑窦重重，很多人寄去警告信或登门劝说，提醒他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在劝阻吴投敌过程中，中统局起到了很大作用。

日方启动吴佩孚工作的，中统北平站、天津站的地下人员也通过吴身边亲信，游说吴在必要时前往大后方重庆，以脱离日人包围。吴佩孚则要求重庆给予其某区军司令长官或华北数省军政长官一类职务。重庆回电，同意任命吴为冀察热辽吉黑六省战区司令长官或冀鲁豫察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辖区内国军及游击队，但要求吴离开北平，到河北或洛阳任职。吴佩孚则要求留居北平，指挥沦陷区国军，向蒋介石表示愿以军民拥护方式，出而与钧座刚柔相济，藉收和衷共济之效。言下之意，吴竟是主张蒋在重庆主持战事，自己在北平主持和谈与日方周旋。蒋断然回信拒绝了吴的要求鬼域之中，岂容尔我合唱双簧乎？⑥

如果说吴佩孚没有断然拒绝日军之拉拢，而是一再与其商谈出山条件，尚可被解释成是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吴的开价过高而难被日方接受），那么，吴拒绝接受中统的劝告和帮助，拒绝离开北平脱离日军势力范围前往重庆；拒绝国民政府的任命前往河北、洛阳任职；乃至于向蒋介石提出合唱双簧的建议，则无不在在表示，其用心，实有诸多不可测之处。

当吴佩孚流露出无意归附重庆，且对绥靖委员长一职半推半就时，中统局长朱家骅一度下令如郑白（吴佩孚的化名）无可挽回，希即予严厉制裁。所幸吴在记者发布会等公开场合，从未公开表示投敌，不然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唐绍仪（因被认为投日倾向已露而遭军统处决）。此后，中统继续对吴进行游说，如日本谋划汪、吴合作期间，朱家骅亲自给吴去信，称先生明鉴古今，熟稔成败，对此等自误误国之徒，自必不屑瞻顾，尚愿力辟莠言，坚维古道，正人心于一旦，标大义于千秋，提醒他切勿随汪下水。

目前所见史料，尚不足以确证吴乃是被日本人杀害

1939年12月，吴佩孚在北平去世。关于其死因，当时即有多种说法。重庆《中央日报》率先发布遇害说，称吴佩孚将军之死，据各方调查，得悉吴并非因病致死，确系敌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拥护新政权宣言，被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临危并嘱其左右至死勿为敌用，如得机会，可向政府及民众声述本人至死不降之经过随后《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等纷纷转载，使这一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还有人说是重庆方面的特工人员为防吴佩孚投敌，而将其秘密处决。⑦

揆诸史料，重庆方面所持吴佩孚被日本杀害的说法，尚难确证。如一直在吴佩孚身边工作的汪崇屏，即认为吴佩孚之死，乃是医治无效，而非遭人谋杀。1939年11月，吴牙齿上镶的金叶子出了毛病，遂找日本镶牙师伊藤过来处理，结果没有消毒。不久，吴又得了重感冒，吴夫人请以前曹锟的医生来开了几付中药，吴吃了后病情更加严重。这时吴佩孚家人已经开始准备后事，只在齐燮元的建议下，找日本医生石田一试，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汪崇屏当时很反对请日本医生，其理由是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⑧。简言之，目前所见史料，尚不足以确证吴乃是被日本人杀害。

至于说重庆方面处决吴佩孚，亦属谣传。经查，在中统呈报的工作报告中，只说吴佩孚因牙疾而死。如果吴为中统或军统处决，其事肯定会上报侍从室，并为行动人员申请奖励。既然未上报相关内容，则可以排除吴被重庆方面所杀的可能。⑨

吴的民族英雄称号，乃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宣传需要所赋予

当时《中央日报》之所以报道吴佩孚死于日本人之手，主要是出于抗日宣传需要，想要树立一个同汪精卫对立的民族英雄形象。国民政府对吴佩孚这个曾经的革命对象，摒弃前嫌不吝赞美，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蒋介石亲发唁电，说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复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国民政府追赠吴为陆军一级上将，明令褒扬。在重庆为吴佩孚举办的追悼大会上，蒋介石、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于右任等党国政要，都亲往致祭，遗照两侧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

同样出于宣传目的，日伪方面则塑造了一个心向和平运动的吴佩孚。伪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发表谈话，缅怀故人，表示甚深之怆悼，赠赙仪2万元。伪满总理张景惠及日本政要松冈洋右、土肥原贤二等都致电哀悼。日伪为吴佩孚在北平举行的葬礼规模宏大，仅抬棺的苦力即有80余名。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采访山东旅日华侨，称正因为新政权成立日近，（吴将军）同汪先生一同活跃之日亦迫近，更加对其骤然离世感到遗憾不已，三千名在大阪的华侨亦感觉被疏离了。以上种种，均旨在为和平运动造势。⑩

吴佩孚死后能得到敌对双方的极高礼遇，以及完全不同的评价，完全缘于他生前模棱两可的不可测立场。一方面，吴一直唱高调，要求日本退兵及恢复主权，但又拒不南下，以同国民政府共进退；另一方面，又同日方及汪精卫往来密切，而非坚守立场断然回绝所谓和平计划。如此，吴就成了中日双方皆可宣传利用的对象。中国在二战中成为战胜国，国民政府方面的肯定评价成为主流叙述，吴佩孚的历史形象遂被定格为民族英雄。

注释

①韩定山等《吴佩孚过甘见闻》，《文史资料选辑 第3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6页；②陶葊《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35-3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③吴根樑《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史学情报》1982年第4期；④《任致远北平电朱家骅》，国史馆档案，转引自徐吉村《地下战场战时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政权的暗斗》，（台）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吴佩孚工作档案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马振犊《吴佩孚盖棺不能论定》，《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⑥⑨徐吉村《地下战场战时重庆国民政府与汪政权的暗斗》；⑦苏全有《吴佩孚之死》，《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⑧《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⑩林辉锋、黄宝撰《吴佩孚逝世后的社会舆论反应》，《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