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与唐太宗都爱“钓鱼执法”

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较为贤明开化的君王，他十分重视对官员的监督。《隋书》中记载，杨坚曾让亲信“密查百官”，发现贪腐行为便严惩不贷，为了提高反腐效率，多快好省地揪出贪官，他竟破天荒地发明了“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隋文帝

隋文帝曾命令人悄悄把金银财宝以及丝绸和南方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以此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有贪贿行为。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等钱物，不但会以贪贿罪受到处理，甚至还面临在朝堂之上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被砍下头颅的风险。开皇十三年，隋文帝曾暗中派人向一些他认为可能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行贿，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中了隋文帝的“计”而被砍头。这种“钓鱼执法”的手段简单而直接，成绩赫然，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人们对隋文帝这种陷人于法的所谓“高招”颇不以为然，认为有失帝王风范，置朝廷律法于不顾，手段下作。

唐朝，李世民执政的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以往的君主没什么两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当时，长安官场贪污受贿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痛下杀手，惩治腐败。于是，他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也就是“钓鱼”。李世民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此计一施，马上有一个官员上钩了。虽然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尚书裴矩力谏，说“当官的受赂，的确该死；，陛下您使人引诱官员，陷人于法，这是严重违背礼法的行为。”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也觉得自己的做法的确有些下作，随即收回了成命。搞“钓鱼执法”，名为执法，其实就无法无天，无视法律，“钓鱼执法”者心存奸诈，把所有的人预先定为“坏分子”，设置“钓钩”陷人于法，以执法之名，行违法之实。退一步来讲，就算是“钓鱼执法”出于良好的初衷，可是，利用卑鄙的手段达到良好的初衷吗？！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陷人于法”的“钓鱼执法”，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并将自己以前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李世民

贞观元年五月，有一个大臣上疏，请求李世民除掉朝中的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呢？”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有一个办法，很容易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李世民听了，摆摆手说“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的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

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且以“权谲小术”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帝王，他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

李世民曾经下令年龄虽不够岁，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徵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徵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魏徵可谓是一言中的，“不以诚信待人”之人，才会先疑心人民欺诈，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俗话说的“奸人知奸，贼人知贼”。

进入中唐，李世民的后人却渐渐失去了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的胸怀和气魄。唐代宗继位后，李辅国凭借拥立之功，骄横不法。不久，唐代宗乘李辅国不备，派了一个武林高手扮作盗贼暗杀了李辅国，并把他的头扔进了“溷厕”里，然后假装下令追捕盗贼，并派宫中使者慰问其家属，还装模作样地厚葬了李辅国。后人评价说，如果李辅国有罪，作为堂堂的九五之尊，就应当向天下人宣布他的罪状，按国家的律法，正大光明地处置他，而不是采取这种下三烂的暗杀伎俩，为人所不耻。所以，后世评价唐代宗为阴鸷之主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