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水镜先生的三大绝招
今天我们讲下水镜先生这个人。水镜先生原名司马徽，号称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有人问，他既然这么厉害，那应该金榜题名登甲第，紫袍玉带走金阶，成为王佐之才。怎么没见他封侯拜相？！
史家历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个人自视过高，想要待价而沽，不肯轻易抛头露面！先把弟子们撒出去试试水，顺便给自己铺铺路。等水到渠成之后，自己再出来捡现成的！或者索性避世不出，以其八大弟子为棋，在暗处操控大局！
第二种说法是怀才不遇。司马徽生于颖川，其后又辗转流离，客居荆襄。就是在刘表的治下。刘表曾经去拜访过他，这两个人，互相都没看上对方！后来曹操南下，把荆州夺到手了，一度想启用司马徽，但由于政务繁多，把这个事搁置了。等到曹操再想起来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司马徽已经病死了。
第三种说法是司马徽这个人不慕名利，清风高德！道家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司马徽研究的学问也是偏于道家一派，也许早已看透世事。能够教出几个经国纬政的徒弟，造福世人，便已得偿所愿！俗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可能司马徽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就跟鬼谷子一样。
第四种说法是，这个人可能是光有理论，他那些理论拿来教教书还可以，如果把他那些理论拿来开疆拓土或者治国理政，恐怕难见成效。用今天的话说，去大学当个客座教授还可以，具体到主持哪个事务或者用兵打仗，可能差一些。远远不如荀彧、贾诩他们，他有自知之明，所以也就藏匿不出。
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水镜先生及其所缔造的文人集团，其影响力之大，可以说独步荆襄。仅次于曹魏的邺下文人集团。甚至可以说能和西晋时期的金谷二十四友相提并论！
，我说到这，有人就会说，水镜先生的这个影响力，主要是相对影响力，也称软实力。所谓软实力，就是指文化、道德、舆论等等层面的实力。它对国家和时局的影响虽然是潜移默化和深刻持久的，是间接的，是缓慢的，甚至有些地方它根本影响不到。在这一点上，它没有枪杆子和钱袋子影响力大，枪杆子和钱袋子是硬实力，造成的是绝对影响力，哪都可以砸得进去！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
说得的确有道理！如果在太平盛世，文化扩张战略可能比较吃得开，在乱世，有枪有钱就是大哥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水镜先生的影响力比不上金山银山，也比不上代的任何一个军阀。这点我们要承认。不能盲目吹嘘他的影响力。
，虽然如此，水镜先生及其所部文人集团也很厉害了，具体来说，他们有三项特权
第一，人物品鉴权。也就是人才定价权。《三国志》记载说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水镜先生搞品鉴工作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知道《人物志》上有记载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信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我们看，《人物志》按照专业领域和特长不同，给人才划定了几个职业。譬如清节、术家、法家、器能、国体。这几个职业的人虽然各胜擅场，但其地位有高有低，重要程度也有大有小。
那么问题来了，你的职业范围和重要程度谁说了算？！你自己说了肯定不算！譬如你跑到袁绍或者孙权那，告诉人家，我是国体，我就是姜子牙那样的人才！人家凭什么相信你？！
就好比你去五百强企业找工作，你说你是博士毕业，专修C语言。那你得把文凭拿出来！
在古代也是一样，你去诸侯那求职，你得有品鉴名家给你的评语。三国时期品鉴界有三个老大，前期是水镜先生，中期是许劭，后期是刘邵！能得到他们的评语，你才算毕业了，才算有文凭了！
，以前品鉴和勘定人才的这个工作，是由国子监来做的。后来，皇权失统，朝政腐败，诸侯争霸，渐渐造成了人才的逆向流动。一些由私人开办的、民间的学术机构和研究院开始戕行，他们把这个工作抢过来了，然后一天到晚屁事不干，专门三五成群的在一起品鉴人才。然后这些研究院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了，被他们品鉴过的人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这些被品鉴过的人当了官以后呢，再来个乌鸦反哺，抬高一下那些品鉴专家，双方就形成互利互惠的政治联盟了。
品鉴家的这张嘴，可谓一字千金。譬如水镜先生说广元、公威忠清干事，素业纯固。石韬和孟建就能入仕于魏，水镜先生又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诸葛亮和庞统就见用于刘备。
被水镜品鉴过的人最小是个厅级干部！最大的干到省部级。
有人也许会反驳，三国时期的诸侯都知道量能授官，论德定次。怎么会光看那些名士给你的评价呢？！
这个话没错，那些诸侯主要看的是你后期经国纬政和开疆拓土的能力！名士的评价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它相当于一个敲门砖，它决定了领导对你的第一印象。你被水镜先生这类人评价过，就好比去外国的野鸡大学留学过一样，回来以后很风光！
第二，水镜先生及其座下文人通过掌控教材释义权间接获得政策制订权。
我们知道，古代那些开国皇帝制订国策，主要依据两条，一是遍览古籍，师法内圣外王之道；其二就是跳出书本，参考自己早年在民间的政治实践经验。
这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开国之君以后的皇帝制订国策，没有早年在民间的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参考。因为他自幼长于深宫之中，很少下基层！这个时候教材就成了他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们知道明朝的皇帝朱高炽他在制订政策之前也还要翻一翻《谷梁传》、《玉铃经》、《资治通鉴》呢！
毫无疑问，刘禅也得翻翻。
但我们知道，这个古书的原典不好懂。好比我们现在买一些国学经典，都爱买带注释和带翻译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有效的阅读。人同此心，当时也是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所谓经典，大多数都被水镜先生及其座下文人墨客注释或者编译过。这点《三国志》和《华阳国志》都有记载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李仁、尹默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他们修书修得最多的就是《左传》和《春秋》。我们知道，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颜色！他们的思想自然要渗透进来。
这个水镜先生的得意弟子尹默还是刘禅的老师。经常拿水镜先生和自己一起修过的《左氏春秋》教授刘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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