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女子比唐朝女子如何？敢爱敢恨令人感动钦
都说唐朝女子最幸福，其实有点误解。除了几个身在政治漩涡中的公主后妃，留名千古的唐朝女子并不多，那几个标明女诗人的徐惠、上官婉儿、薛涛、李冶无论文名还是影响力都远不如前世后代的女子，实在有点辜负了那个辉煌盛世。相形之下，还是汉朝女子的幸福指数更高。检点正史野史演义传奇，种种记载都毫无疑问的表明：在汉朝，无论贵族妇女还是平民女性，都有着更多的自由和更为宽松的生活空间，她们精神更加独立，言行更加率性，感情也更加热烈奔放。
汉朝时还没有那么多女性节烈观，有着对爱情婚姻相当自主权。社会对女性极为宽容，女子再嫁三嫁那是极为平常而自然的事情。不仅平民之女卓文君可以“夜奔”司马相如，演绎出千古佳话，至高无上的皇后太后公主都可以再嫁乃至三嫁四嫁。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汉景帝的王皇后也都是再嫁之身，大臣百姓既无人非议，也没有人没完没了的拿来说事儿。汉武帝为了让母亲开心，竟然亲自接来了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并赐爵封邑，等于向全天下公开了太后入宫之前的再嫁之身。赫赫有名的开国大臣陈平的妻子在嫁给陈平之前居然嫁了五次，放之当下，都是让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的。
每次读那首传诵千古的汉乐府诗《上邪》，总是无比震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怎样的深情，这是怎样勇敢的表白，后世也有能写诗作赋的女子，可谁能无拘无束的喊出“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震撼人心的爱情誓词?爱是真爱，是地老天荒生死不悔的爱;恨也是真恨，是决绝不顾返的恨。《有所思》中的女子，“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虽然不幸被辜负，却不是凄惨悲痛，唯有流泪叹息的弃妇，将曾经的爱情彻底埋葬，不留一份纠缠与犹疑。
还有《陌上桑》中的罗敷，《羽林郎》中的胡姬，《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无论是爱是恨，都是一样的勇敢果决。胡姬面对势力熏天的霍家奴表示“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羽林郎》)与白头吟中的女子对深爱的丈夫是说出“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都是同样的令人感动钦佩。汉朝女子，真是当得起“自尊自爱、敢爱敢恨”的考语了。
汉朝的时代，距离封建理学的诞生还很遥远，且保存了母系社会的一点余韵，因此比之后代，汉朝女子有着后世女子无法想象的社会地位，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它朝代难以比拟的。从西汉到东汉，临朝执政的太后很多，堪称是历史上女性掌权执政的最高峰。从吕雉开始，西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东汉章帝的窦太后，和帝邓太后，安帝阎太后等等，达到七八位之多。不仅如此，即使那些没有执政名义的太后也拥有极大的权势，给国家和政局造成深刻影响，女子封侯更比比皆是。
汉时对女性也十分宽容尊重。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都是出身歌妓，身世卑微，却也一样的母仪天下，无论是大臣还是民间，全都认可。历史学家班昭，秉笔兰台，续写《汉书》，并使马融等当朝大儒在她的门下跪听教喻。解忧公主奉命和亲乌孙，先后妻祖孙四代乌孙王，这有违伦理的婚俗对于一个汉家女子来说是比生死更艰难的抉择和牺牲。解忧公主的侍女冯缭也挂印封官，周旋于西域各国之间，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外交家。
汉朝女子不仅襟怀磊落，敢爱敢恨，果敢自信，更有一份心灵的舒展与意态的从容。王昭君主动请嫁，朱买臣妻自请离异，那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充分认识，以及改变自身命运的抗争。班昭续史，文姬着诗，提萦救父，文君夜奔，一个个美丽热情、自信勇敢的女子，用智慧与执着写出自己的幸福人生，演绎出汉代女子的非凡传奇。
画图省识春风面，佩环空归月夜魂。两千年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更多汉代女子的绝代风华早已不可见。可仅凭那史书上的几页书几行字依然能让后人窥见她们曾经的非凡神采和夺目光华。千载之下，余韵悠悠，真是让人无限神往。做一个汉朝女子，真是幸福无比。
邹容(1885年—1905年)，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原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绍陶，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市)，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应巴县童子试，因愤于考题生僻而罢考，从此厌恶科举八股。从父命入重庆经书书院，因蔑视旧学而被开除。后逐渐向往维新变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因思想倾向维新，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始撰《革命军》初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拒俄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邹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故赞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还从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海外华工、对商人、对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