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死亡医生布洛梅：一手主导了芥子气的研究
1945年5月17日，美国士兵在慕尼黑的一个检查站按照例行程序查验证件时，发现一名持有德国护照的男子。此人衣着考究，体重134磅，身高5.9英尺，长着黑色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睛，左脸鼻子与上唇间有一道明显的刀疤。护照上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库尔特•布洛梅，头衔教授、博士。
布洛梅的名字触发了警报：“头号要犯，立即逮捕。”“阿尔索斯行动”的负责人塞缪尔•古德斯密特及其生物武器专家团队一直在追捕布洛梅。陆军反间谍特种部队的特工阿诺德•维斯最终将其逮捕。在维斯处理相关文件时，布洛梅再次接受检查，随后被押往第十二集团军的审讯中心接受问讯。几天后，美国战时间谍机构、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通过电报发来一份文件称，他们也一直在搜捕布洛梅。战争罪办公室已经搜集大量有关库尔特•布洛梅博士的信息。他既是第三帝国军医署副署长，也是德意志医师联盟（Reichsärztekammer）副主席。军方认为，布洛梅可以直接向戈林甚至希姆莱汇报，或者同时向两人提供信息。1942年，布洛梅被提名出任德国癌症研究中心主任。但“阿尔索斯行动”和战略情报局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幌子。布洛梅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并对此引以为荣。在他的著作《战地医师》（Arzt im Kampf）中，布洛梅把医生的斗争比作第三帝国的斗争。士兵、官员、医生的工作职责并非截然不同，因为他们永远在与敌军和疾病进行抗争。
调查人员将有关信息拼凑起来，试图弄清第三帝国错综复杂的医疗卫生体系，以确定由谁负责哪个部门。其中有一条信息引起审讯人员的格外注意：在某个致力于“卫生工作”的纳粹医师高层组织中，库尔特•布洛梅是成员之一。所谓“卫生工作”，一般是指疾病控制，但据信纳粹德国还用这一词语暗指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和灭绝行动。在“阿尔索斯行动”掌握的布洛梅与希姆莱的通信中，两人曾经讨论对某些团体的病人，例如患有结核病的波兰人采取“特殊疗法”。特殊疗法究竟有何指意？
在布洛梅接受审讯的过程中，盟国的情报部门认为，在纳粹德国卫生委员会中，只有一名医师的地位在布洛梅之上，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德国卫生部长里昂那多•康蒂。
布洛梅博士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了军方第一位审讯者所提出的问题。他自称是一个“好的纳粹分子”，至少他是一名顺从的纳粹分子，并承诺愿意与盟国合作。一开始，审讯人员认为，如果能从布洛梅这条大鱼口中了解第三帝国的医疗卫生体系，那么审讯工作的前景着实令人激动。
他为什么要与盟国合作？有人问布洛梅。“我不赞成将最新的医学进步用于实施暴行。”布洛梅博士称。哪些暴行？审讯人员问。
布洛梅表示，作为帝国军医署副署长，他“注意到一些新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促成了后来的暴行，例如集体绝育以及利用毒气屠杀犹太人”。当时这番供词可谓骇人听闻。在布洛梅博士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之前，纳粹的其他高级医师从未有人表示了解包括大屠杀和绝育手术在内的大规模暴行。但布洛梅自愿谈到这些，这让审讯人员看到希望。布洛梅“十分配合，而且聪明过人”，他的审讯者写道。最重要的是，他“自愿提供一切信息”。
但是，美国调查人员的兴奋之情未能持久。在接下来的审问中，库尔特•布洛梅对于纳粹的暴行突然绝口不提。他对审讯者E.W.B。吉尔少校说，他只是第三帝国的一名行政人员，没有“亲自参与”任何事情。吉尔少校继续施压，希望布洛梅透露有关其顶头上司里昂那多•康蒂的更多信息。但布洛梅坚称，他对康蒂的工作一无所知。
“我指出，作为一名副职，他应当了解主管的一些情况，”吉尔少校在报告中写道，“他却表示该组织极为复杂，甚至愿意为我画一张图表。”吉尔失去了耐心。“我告诉布洛梅，我不要什么该死的图表，只要他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他对这些工作一无所知，一旦康蒂不在或者生病，他怎么可能接替主管的工作？”
布洛梅的回答一如既往：事情过于复杂，他很难向吉尔少校这样的人解释清楚。对于布洛梅的支吾其词，吉尔感到十分愤怒，并继续向其施压。但直到“阿尔索斯行动”对布洛梅的审讯结束，吉尔少校也无法从后者口中获得任何新的情报。布洛梅声称，他没有听到过吉尔提到的大多数姓名。尽管从1943年起他曾先后5次与希姆莱会面，但他仍然坚称，他对第三帝国及党卫军的卫生体系一无所知。吉尔质问布洛梅，像他这样一名“癌症专家”怎么会被委以重任，负责德国的生物武器项目。布洛梅表示对此自己毫不知情，所以无可奉告。
“我暗示布洛梅，纳粹德国绝不可能把武器研究最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他先是没完没了地向我解释德国的复杂性，最后终于表示，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大学期间曾经撰写一篇有关生物武器的文章，以申请博士学位。”吉尔少校几乎可以肯定，布洛梅博士在撒谎。
但苦于没有证据，他只能向布洛梅出示“阿尔索斯行动”在去年查抄尤金•哈根博士公寓时搜集的有关情报和资料。吉尔告诉布洛梅，“阿尔索斯行动”的特工对16名参与生物武器研究的德国博士进行了一系列审讯，从而得知他们犯下很多恐怖的医学罪行。吉尔接着说，“阿尔索斯行动”已经掌握了能证明布洛梅与这些罪行有诸多瓜葛的文件。例如，他们在尤金•哈根博士的公寓里发现了不少信件，证明布洛梅与哈根之间以及两人与党卫军同事奥古斯特•希尔特博士之间均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信件足以说明，有人为纳粹德国的医生提供人体实验对象。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个项目，吉尔问布洛梅，他需要布洛梅供出此人的姓名。对于吉尔的指控，布洛梅极力否认。吉尔少校告诉布洛梅，他手中有一封信涉及后者。在另一封信中，吉尔说，布洛梅曾指使希尔特博士研究“芥子气对活体的影响”。“活体”一词是不是暗指活人，吉尔问道，但布洛梅仍旧含糊其辞。“一谈到党卫军的研究项目，他总是表示，该项目过于机密，就连帝国首席医疗顾问也不得而知。”吉尔少校在报告中写道。吉尔相信，库尔特•布洛梅在说谎。他可以肯定，哈根、希尔特、布洛梅和党卫军与纳粹在集中营俘虏身上开展的医学研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这次审讯毫无进展，”吉尔少校在报告中颇为沮丧地总结道，“虽然我不想过于绝对，但我对布洛梅的第一印象是，此人只不过是一个骗子和庸医。”
晚清皇帝中，光绪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1875年的1月13日，小光绪从熟悉的家里被送进紫禁城。紫禁城实在不适合一个孩子的成长。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光绪总是处于太后的调教和训斥之中。精明强干的太后在教育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对亲生儿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而对继子光绪，她却矫枉过正。为了让小皇帝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她发誓绝不犯过去的错误，不容忍这孩子身上任何一点“毛病”，对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精雕细刻。如果他在早晨四点钟时赖床，如果他在陪太后进早餐时碰响了餐具，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如果他下跪时忘了复杂的规矩，那么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太后亲口的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太后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甚至小光绪走路偶尔蹦蹦跳跳，如果让太后看到了，都会招来一顿训斥。太后告诉他，他是个皇帝，得有皇帝样，像普通孩子那样信马由缰，是没出息的表现。
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固执倔强，不善变通。在阅读光绪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他的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在太后身边，皇帝日益成长为一个缺乏自信的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口吃的毛病，一见到太后就说话结巴，越是害怕越说不利索。他感觉自己动辄得咎。
只有在书房里，光绪能找到自信。传统的启蒙方式，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治帝就是这样。太后和师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没能把同治的牛头按到书桌上来。
和同治比起来，光绪实在是太听话了。虽然刚开始也曾 “嬉戏啼呼”过几次，可是不久，这个性格柔顺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运，每天乖乖地来到书房和文字做斗争。他功课进展得很顺利，大字也写得越来越端正。虽然和历代的皇子比起来，他的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进宫之后第一次，小皇帝发现自己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这一发现，对于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的他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心理转折。随着渐渐能理解书中内容，他对书本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宫中演戏之时，他常常携一卷书找个没人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学习是他确立自我、证明自我和娱乐自我的唯一方式。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看来，光绪“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
小皇帝的表现令帝国政治高层的所有人惊喜。师傅翁同龢经常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起，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效法古代圣帝贤王。刚刚识字不久，小皇帝就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我不爱此，我喜‘俭’字”。翁同龢喜不自胜，当即跪下叩头：“皇上圣德！皇上有此见识，真是天下之福！”
然而，事实上，光绪的教育是彻底失败的。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三十一年之后，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却完全是传统的。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他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在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所以，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变法中，皇帝的许多做法，都出乎一般大臣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