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学僧教育的三个层次

佛教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所有的包括僧俗两界的佛教教化活动，狭义上指佛教内部尤其是佛学院的学僧培养和教育。这里先就狭义的方面来谈。佛学院的教育既是一种狭义的佛教教育，也是整个佛教教育的中心，因为这是以培养僧宝为目标的教育。学僧教育不是小事，关涉到佛教的兴衰存亡，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必须慎重对待。

学僧教育应当分三个层次，即成人教育，成僧教育，成佛教育。出家众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担负着“上求下化”的重任，其位置介于人佛之间，责任既重，要求自高。虽以成佛为目标，亦以成人为基础，不能成人，便不可成佛。太虚大师早有“人成即佛成”的说法，就是强调成人为成佛的第一步。

成人教育

从成人教育这方面来言，最重要的是文化素质教育，即成为一个合格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基本技能和道德素质的公民的教育。在这方面，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僧人教育的特殊性，因为文化素质教育是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教育，是使人成之为人的教育，没有人可以例外。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本来是一个不需要再说的问题，但由于有些人还存在一些思想误区，认为佛教在这方面有特殊性，所以仍有说明的必要。佛教认为修行障碍之一是所知障，有人便借此强调有没有文化知识不重要，甚至知识越多越会构成修行的障碍。其实所谓所知障，是指学了过多虚假的无用的知识，或者对知识食而不化，产生了执著，从而构成修行的障碍。就像不能因噎废食一样，不能因为学知识可能构成所知障就不学知识，不学知识就是无知，无知就是愚痴，愚痴即是三毒之一，这比所知障还可怕。关键是要把握好中道，既要学好知识，又要活学活用，不做知识的奴仆。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更有人以南能北秀的优劣来证明有学问不如有修证。其实六祖惠能本人对所谓的“不立文字”就有明确的批评，认为不可谤经废教。南能北秀，不能简单说谁优谁劣，如果没有神秀在朝廷的巨大影响，南宗就很难在南方获得极好的发展机会，北宗在当时是禅宗力量最大的宗派，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晚唐。即使是说优劣，也不能颠倒着说。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这是六祖的缺点和劣势，因为父亲早亡，家境贫寒，后来又被恶人寻逐，被迫东躲西藏，隐居十六年，根本没有条件读书，不是他不想学习，六祖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绝对不是六祖为了说明“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为了强调“不立文字”而故意不识文字。假如六祖不是由于种种磨难而无从学习，假如六祖也有神秀那样的文化水平，其成就和贡献一定会更高。神秀的不足也绝对不是文化水平高，而是和惠能相比创新精神不够。假如神秀开创性再大一点，其成就会更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六祖虽然识字不多，但绝对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六祖经常让弟子读经，一方面为弟子讲解，另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坛经》中多处引用佛教经典，表明六祖对之是非常熟悉的。六祖说法，深入浅出，简明精要，而且朗朗上口，合辙押韵，富有文采。或许六祖是一个天生的民间诗人，或许他在这方面下过一定的功夫。总之，六祖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的人，或许和神秀还比不了，但绝对超过当时普通人的文化水平。六祖还善于以长补短，以其高超的领悟能力来补充文字水平的不足，并且善于利用各种条件来努力学习，包括从弟子那里学习，从其综合素质上讲，六祖可以说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人。

成僧教育

成僧教育是第二层的要求。人格健全、成为一个好人、好公民只是成为合格僧人的前提和基础，僧格培养需要更高的要求。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僧才，僧才培养应以三学为核心，使学僧在戒、定、慧三个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平，成为持戒精严、定力深厚、智慧广大的僧人。

由于佛教本身的特点，强调学修一体，施行学院丛林化，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以修持为理由来冲淡专业学习。同世俗大学一样，佛学院既要培养通才，又须培养专业人才，专业划分是十分必要的。像佛教基本经典、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佛教研究方法、佛教语言（以古汉语为主）之类的基础课程是每个学僧都应当学习的，还可以按照三学要求，结合本地区、本宗本寺的特点设置专业课程，使学僧一门深入。

除了必要的劳动和体育锻炼，佛学院必须以专业学习为主，以学习佛教文化知识为主，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使学僧心无旁骛，只谋道，不谋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通过学习，使学僧成为既了解佛教的一般知识、又精通某一专业的人才。需要强调的是，佛学院既要培养未来的佛教领袖，又要培养一批有奉献精神的高级佛教学者。过去没有专门的佛教研究，这一任务是靠佛教界自身来承担的，现在虽然有一批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人，但这些人大多不是来自佛教界。教外的佛教学者当然应当努力，但教内也不应把这方面的任务全部交给佛学界，应该有一批法门龙象自己担当佛教研究的重任，掌握这方面的话语权。

成佛教育

成僧教育是佛学院的主要任务，但是佛教教育是终身教育，成僧也只是一个中间阶段，出家人根本目标是成佛作祖，正如世俗所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不想成佛的僧人也肯定不是合格的僧人，因而佛教教育的最高阶段是成佛教育。

对于成佛教育，学者似乎并没有发言权，但也可以贡献一些建议。成佛教育具有特殊性，主要是自我教育，自力成佛。每个人的成佛之路都不完全一样，都有特定的机缘，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都必须通过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就。成佛须是利根，利根也需要大善知识的点化才会开悟。成佛教育不单是佛学院的任务，还需要大善知识的直接开示，条件具足，机缘成熟，才能成就。

成佛靠的是根性、悟性和机缘，具有不可重复性，简单套用前人的模式，无异于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禅宗公案提供了古人悟道的故事，这些故事仅供参考，不可模仿，更不能整天在公案上打转转。有的人将公案变成一种文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千般计较，万种思虑，在字面上作文章，向玄妙处寻道理，结果是转去转远，全不及义。参禅须参活句，养成一颗灵动活泼的禅心，才能近道。这些话语，也是无益之谈，少说为妙。

除了狭义的佛教教育，还应略述广义的。广义的佛教教育主要包括佛学院的教育、佛教大学（包括中小学）的教育和一般大学（包括中小学）的佛教教育，虽然现在还没有正规的佛教大学，但其成立不会太遥远。一般大学的佛教教育主要培养佛教研究者和了解关心者，以普及佛教知识、研究佛教学问为主；佛教大学主要培养佛教信徒尤其是居士，是佛教信仰者集中的地方；佛学院则以培养僧才为主要目标，是法门龙象养成之地。笔者曾在无锡的一次学术会上提出过“新四众”的说法，即佛教的传持者（出家众为主）、信仰者（居士）、研究者、关心者，传统所说的僧俗四众固然是佛教最主要的力量，但佛教的研究者和关心者也不可忽视，何况其中也有可能成为宗教管理者的人，这两类人的立场对于佛教的生死存亡同样至关重要。

佛教教育是一个关系到佛教命运的大问题，佛教命运也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佛教教育应当和民族精神建设结合起来，使之不仅为佛教服务，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