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严重，在家默默留守，刷了一部 2013 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
六年前看这个片子，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故事。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席卷了华北数省，正围困开封城。
崇祯皇帝紧急从牢房里起复孙传庭，让他临危受命去剿灭农民军，问他需要多少人马。
这话把崇祯都吓了一跳，大明朝廷几十年未能荡平的农民军，你孙传庭 5000 兵马就够了？
孙传庭也不是信口开河。崇祯九年（1636年），他出任陕西巡抚组建秦军，伏杀闯王高迎祥，平定河南农民起义。崇祯十一年，更是差点荡平李自成，逼得李自成 18 骑侥幸逃离，这煌煌战绩也是崇祯帝这个时候用他的原因。
孙传庭以往有这样漂亮的战绩，自然不把李自成的农民军放在眼里。
但他不知道的是时移世易，这 5000 兵马已经是大明朝的一支精锐部队，而当年的手下败将李自成可不是昔日的李自成了。
孙传庭一开始就对他要面对的局势缺乏足够的判断，特别是他没有预料到会撞上黑天鹅瘟疫。
他本来在太医院做官，也是大明朝医疗卫生行业认可的专家学者，受不了体制内的尔虞我诈，才回归到民间捡起本行。
吴又可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医闹事件，行医用药大胆，不循常规，差点被病人家属栽赃医疗事故。
这个地方官并不是个糊涂官，他能审问出医闹方偷换了药方才导致人命。
但他还是选择了驱逐吴又可，因为吴又可行医用药过于大胆，容易引起是非。
地方官不愿意惹事，干脆把一个艺术精湛的体制外医生驱逐辖境。
所以，一个僵化保守的体制不害怕庸医害人，因为害人的庸医是明摆着的，按照大明律例判决就行了，地方官做决策的风险不大；他么更怕吴又可这样不循常规的医生，因为吴又可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既有可能害人，也有可能治人，给地方官的决策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要自己担责任。
所以，面对吴又可这样的医生，最好的处理办法不是等出了事之后再考虑支持他还是打击他，而是把他赶走，压根不给他制造不确定性的机会。
指挥使的具体执掌可以忽略，在故事的设定中他是军营里孙传庭手下的一个中层干部。这个中层干部可着实是个关键角色
任指挥使可不是一个无能猥琐的小喽啰，作为一名中层干部，他的能力是明摆着的。
在军中有人暴病而亡的时候，属下汇报可能是水土不服死的。任指挥使可不是好糊弄的，当场骂娘，净是屁话，哪有水土不服那么快死人的 ！
来看病的赵提领倒是不怎么在意，还是强调暴病而亡的人是偶发时疾，不要紧的。
任指挥使收到赵提领作为医疗专家的鉴定后，处理的几个意见显示出一个老道官员的素养。他先是向赵提领强调，眼下战事就在眼前，不敢大意，让医疗专家保持警惕；然后让手下把病死之人快点抬出去埋了，并多给些抚恤，以免动摇军心。
从哪里看，任指挥使都是一个精明强干、顾全大局的好官。
孙传庭在检校军队的时候，发现有兵士病倒了，询问怎么回事，一旁的任指挥使回了三句话四时不正，气候无常，他们前两天就病了，已经找了大夫治疗。
这本来是大领导孙传庭第一次接触到疫情，但任指挥使滴水不漏的回答，既如实说明了情况，也根据医疗专家赵提领的意思说了发病原因，还强调了自己已经找了医生看过，采取了救治措施，孙传庭一听，没毛病！
但正是这个看起来精明干练、值得倚重的中层干部，成了一块绊脚石。
医疗专家赵提领的话不顶用，疫情开始在军营内传染起来。
刚好吴又可被之前的地方官驱逐，不得已来投奔自己的师父赵提领，两个人一起到了军营里诊治。
问题来了，师徒两个人看病后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是路线之争。
师父觉得是普通的风寒感冒，吴又可推测是瘟疫，因为吸入了邪气。
邪气八成就是现代医学的病毒，可明朝的人哪懂得病毒啊。赵提领质问，你说这个邪气没有科学证据啊，就是自己在那里瞎猜。医学是一项神圣而严谨的工作，哪里容得你在这里靠推测来诊治。
想想也是，老专家赵提领的话没毛病，如果你现在去医院看病，一个年轻的大夫说你这个病不能按教科书教的来治疗，得靠我自己摸索的方法来试试，不收到投诉才怪！
老专家的意思是《伤寒论》是个历经千年的经典，权威性不容置疑。大家按照经典教科书上教的来诊断，不会有错。退一步说，如果是教科书错了，那么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
一旁的任指挥使可不管两个人的学术争执。领导找专家是来要明确的意见的，不是挺专家们开学术会议的，学术上的争执必须得放一放，专家组必须得拿出个统一的意见。
显然这个时代大家更相信老专家的，他地位更高，经验更丰富，更不容得质疑，吴又可的意见被压了下来。
吴又可持保留意见，老专家一怒，接下来的诊治，吴医生就不用参与了。
督师几天脾气甚大，死亡人数瞒着未报。如果再治不好，就瞒不住了。
你看，面对突发疫情，官员们的思维是先瞒着不报，自己想办法控制局势，真的等到疫情扩大到没招了，才上报。
没过几天，军营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赵院长的治疗方法并未见效。官员怒了，你这办法不行啊！
结果赵院长还拼命解释，我这都是祖宗传下里的经典方子，教科书里就是这么写的。
作为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救护人员，赵院长也不出意外染上疾病死了。
孙传庭5000 精兵剿灭农民军的豪言有些夸大其词不假。
真正能展现他手腕的，还是虎口里拔牙，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了军队的粮饷问题。
打仗讲究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充足的粮草供应是打仗胜败的关键。
孙传庭到了陕西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预估过于乐观了。他手底下这支 5000 人的精锐部队武器缺少弹药、人员缺少补给、存粮都是泥沙、银子根本不够，根本没法形成战斗力。
到了明朝末年，随着万历年间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朝廷的赋税结构高度依赖于白银，说白了，所有财政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孙传庭面对的问题也可以规约成一个，哪来的钱粮供养自己的部队？
第一招，向朝廷要钱。毕竟这是大明朝的军队，他是在替崇祯卖命去收拾李自成的农民军，但崇祯皇帝不是这样想的。你孙传庭当初不是拍胸脯保证过 5000 精兵就可以荡平闯贼了，怎么现在出尔反尔，要钱要粮？
开封的安危关系到北京城的安危，孙传庭的任务是去解开封之围的，现在驻守陕西要钱要粮要操练兵将，是不是找借口不去救援开封？这次答应了你划拨钱粮，会不会纵容你继续哭爹喊娘讲条件呢？
看看，崇祯皇帝在跟孙传庭扯皮，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是不信任孙传庭的。
第二招向地方士绅募饷。在饭局中，孙传庭话说得明白，如果潼关保不住，你们的妻儿财产也都保不住，军饷所缺 10 万两白银要靠大家捐助。估计士绅们这场面也见识多了，一面说着毁家纾难的漂亮话，一面向领导报告自己的困难，再咬咬牙捐个百十两银子，这事就算糊弄过去了。
这些虽然只是地方上的士绅，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孙传庭，他们上面有人照顾，要强行从他们那里募饷，他们会动用朝廷的关系。
没想到，孙传庭是个狠人。这些招对付一些县官或许管用，但孙传庭是从地方干起来的封疆大吏，有办法通过官府的法子对付这些不肯吐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这一招的关键就是清丈田亩，让士绅补税。类似于现在倒查民营企业有没有侵吞国有资产，有没有偷税漏税。让你们主动捐款来帮助政府你们不干，那就查查你们的老底，公事公办。
而这些士绅也果然有原罪，大家用各种办法阻拦去清丈的官员，好不容易清丈了一些人的家产登记造册，准备以此来让士绅补缴历年所欠的赋税。没想到，他们买通了任指挥使，一把火烧掉了登记造册的记录本。
士绅的家底都不清楚，营业额、流水、固定资产这些关键数字都没有，官府连个征税的依据都没了，这税还怎么收？
就是在这种国破家亡的生死存亡时刻，依然有一心想着发国难财的人。
逃避赋税最好的方式是利用政府的政策漏洞，给自己不缴税找合法理由。
孙传庭为了安抚军心，给了受灾病死的人户发了优待政策，
要知道陕西的李自成之所以闹起义，就是因为明末加征三饷，农民的赋税负担过于沉重。
于是，就被这些懂得政策的官员，来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谋。
将乱坟岗埋葬的无主人户，穿上军队的衣服，被认定为为军户。
本来当地的士绅想想就知道会逃避官府的赋役，现在把这些病死的军户算到当地士绅的头上，就成了这些士绅合理逃避赋役的机会。
孙传庭本来作为大领导本来是给因病去世的军户的好政策，反过来成了庇护地方士绅不交税的武器，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
这些士绅哪里会想什么国难当头，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想尽办法钻政策的空子，不惜发国难财。
这下彻底激怒了孙传庭，把 47 个士绅全部杀掉，家产充作军饷，这才算解决了 10 万两白银的缺口。
孙传庭对士绅的狠招，解决了军费的缺口，接下来就是要解决黑天鹅瘟疫了。
他不仅亲自上门做通了吴又可的思想工作，在得到吴又可承诺与瘟疫一搏的时候，孙传庭作为大领导，能够全力支持他的工作，答应中途不得更换医生，放手让他去治。
连吴又可自己都感叹，自己医术有悖于常理，多谢孙传庭的信任。
孙传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乱世难为，我能信你，可谁又能信我呢？
这部电影一个隐藏的主线是讲吴又可的传染病学著作《瘟疫论》如何诞生。
吴又可在医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他强调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疠气，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传染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吴又可成功了。他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扩散，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药物治疗下也渐渐好转，证明了吴又可这套治疗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从学术上来看，吴又可取得重大突破，可以名垂青史。
孙传庭也成功了，他在潼关整肃军队，通过杀土豪劣绅的方式筹措了军饷，也用对了吴又可这个关键人物，控制住了疫情，稳定住了军心，为出关进攻李自成的农民军，解决开封铺平了道路。
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孙传庭被证明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统帅，在重重困难与阻力中，不仅没让朝廷划拨费心粮饷问题，还解决了连朝廷都束手无策的瘟疫问题，顺利按照崇祯皇帝的指示精神，出潼关救援开封。
但所有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传庭失败了，大明朝亡了，就连吴又可的疫情防控也失败了。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曹树基教授的研究，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吴又可能控制得住鼠疫在孙传庭军队的蔓延，却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内扩散的疫情。
所以，1644年3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
崇祯皇帝死前一肚子委屈，吾非亡国之君啊！
崇祯非亡国之君，孙传庭非亡国之臣，吴又可非亡国之医，可大明怎么就亡了？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总想着计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聪明人。
社会并不是一个个螺丝钉搭起来的，社会是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在防治疫情时，以今时今日的医疗条件、科研水平、组织能力、群众支持度、社会管理水平来论，都比古代强得太多太多了。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解决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时，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一些敢于逆风而行的人，一些敢于勇挑重担的人，一些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人。
如果官员都能少想一些位子面子，多想一些百姓的疾苦；
如果商人都能少想一点发国难财，多一些为国为民的情怀；
如果医学权威都能够少一点教条，多一些救死扶伤的魄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抵御瘟疫的战役中，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