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抗战时八路军与民众的比例是多少？
鱼大水小，必须精兵简政
1941-1943年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也不例外。自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缔结《苏日中立条约》后，华北日军的动作即大幅升级，先是集中10余万兵力对中条山根据地实施铁脚合击，随后又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据聂荣臻讲，1941年秋季的这次铁壁合围，日军总兵力达七万余人，号称以百万大战来回答百团大战。①
1943年初，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于《解放日报》刊文公布抗战五年来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扫荡情形。据其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五年来千人以上的扫荡，共计152次，至于万人以上的在大扫荡共计37次。②其中，尤其以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的扫荡最为猛烈，给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据朱德当年的公开说法，到1942年为止，我解放区人口缩小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③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譬如，晋察冀边区巩固区的人口减少过半，已不足500万人；晋绥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从1200万减至750万。④
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巩固区（只向根据地政权缴纳公粮）大量变成游击区（还需承受敌伪的公粮剥削），所带来的直接困难，即经济条件的恶化，造成鱼大水小的特殊局面。以晋察冀根据地冀中军区为例，据该区报告，日军未扫荡前，1941年全年的负担，每分（地）折合小米最多不过30斤，这样的负担，人民是感觉胜任而愉快的。但在日军扫荡之后，负担就无比地加重了，一般的每分（地）全年可能达到72斤（小米）。较多的每分（地）全年可能达到108斤至144斤（小米）。所以，冀中行署在文件中感慨按每分（地）代表实物至多不过12斗谷(以自营地为准，不除生产费，不计累进)，折小米7.2斗，合108斤，全年收获一大部分或全部都拿了负担，还是不够真是负担奇重。至于增加的这些负担，主要因我主力部队转移，巩固区变成了游击区，民众不得不承受沉重的对敌负担。⑤
有鉴于此，1941年底，延安经过深思熟虑，出台政策，明确指示各根据地
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⑥
脱产人数，不超过全部民众的3%，这个比例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可参考陶铸当年的公开说法。陶铸说（根据地）生产力都比战前减低了，甚至有个别地区减低到百分之五十，敌后根据地民众的负担能力是不大的。在根据地基本地区内，民众生活较好，最大限度也只能每百人养活4个人。游击区因敌人容易到，破坏多，建设少，其人民负担能力是要少于基本地区的，即这里每百人只能养活2人。至于敌占区和近敌区，民众负担能力更差。⑦
八路军通过平型关头重脚轻，也需要精兵简政
除了解决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这一问题外，精兵简政还有另一重极现实的需要，那就是应付日军的扫荡。1942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在《关于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中，就明确了精兵简政的两大现实目的
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⑧
之所以要用精兵简政，来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是因为当时各根据地的干部配备明显呈现一种头重脚轻的状况。以晋察冀太行区为例，刘伯承曾明言太行区的负担人口共150万，按照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应负担3万军队、1.5万地方干部，而实际上全区军队现有4万、地方干部2万多。脱产人员，又以上层机关为多，本师机关和直属队达2600余人，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达540余人，而下级机关和基层连队则严重缺额。这种状况，不鱼大水小，而且成了头重脚轻。⑨
这种头重脚轻，对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直接造成了很大损害。据杨秀峰（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内部报告披露，1942年太行军区在五月反扫荡中虽获胜利，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其中，尤其以基层组织涣散、头重脚轻最为严重。杨秀峰在报告中说
县一级，除少数县份外，一般在反扫荡战争中，政权组织不但未起它的应有作用，甚至上下脱节，看不见组织力量，有的专署或县府只剩一人或数人，单纯随部队走，不能起其应有作用，干部临时分散下去，而又无秘密后方机关联系。区一级，区一般的不能发生作用，某专区内有些区都形同瓦解，助理员大部回家，工作停顿，某区区长还要随专署向外线转移，根本未想到战时工作和自己的岗位。村一级，情形最严重的是村。彭副总司令在作战中来电说在南艾铺一带，作战一天找不到一个村干部，各地村庄干部逃跑成为普遍现象，干部先群众而跑，后群众而回。具体到对反扫荡作战的影响，表现在保证军队战时供给做的非常差，如部在县作战无粮食，到邻县去找又没有，后来从很远的另一个存粮地区驮粮回来，已耽误了很有利的作战时机，在作战中有的部队三天吃不到饱饭，有的喝不到水。许多村庄找不到干部和群众，有时找到村干部，口头上答应给找民夫抬伤兵，回头都跑走了。需要村干部找粮食时，有的便回答找到谁的吃谁的，找不到我不管。⑩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杨秀峰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本上没有贯彻简政的精神。就各级政府而言，依然是头重脚轻，没有彻底把应放下去的干部尽量充实下层，故到战时不能不临时分遣干部，因而干部对村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起不了帮助的作用，感到苦闷，反而给村干部添累赘，到战时临时下去，因为自己在村内平时没有工作与群众联系，自然不会得到很好的掩护。（11）
，头重脚轻还会导致部队在应对日军扫荡时移动速度受影响。如1941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区，就因工作机关庞大笨重，遭受打击，损失颇多。（12） 有鉴于此，1942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曾明确要求各根据地向中央报告是否有后方庞大、行动笨滞，敌人扫荡易受损失现象。
综上，正是依赖着精兵简政政策，使民力与抗战相协调，敌后根据地才能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之下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民兵武装拆毁日伪碉堡注释
①聂荣臻，《粉碎日军秋季扫荡的经过及基本经验教训》，1941年11月21日。所谓铁脚合击、铁壁合围，乃是华北日军的一种战术名称，据刘伯承讲我们在抗日时曾在缴获文件中见到日酋冈村宁次在华北作战的训令，他认为围攻那战斗力强的敌人必须实行铁脚合击，对战斗力弱的敌人，只须铁壁合围就够了。其见解是如此。见刘伯承，《〈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编译后言》，收录于《刘伯承军事译文序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P36-37。彭德怀亦报告说敌称晋南战役为铁脚合击战，称此次对边区扫荡战役为铁壁合围战。 见《彭德怀等为转报晋察冀军区秋季反扫荡初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41年10月，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673。②《敌寇五年来扫荡华北的》，《解放日报》，1943年2月28日，收录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抗日战争时期》，P278。③朱德，《论解放区战》，1945年4月23日。收录于《八路军回忆史料 1》，解放军出版社，1990，P07。④参见李茂盛、马生怀/著，《华北抗战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P104、P224；《解放军史鉴 八路军史 1937-1945》（下），青岛出版社，2013，P747。⑤冀中行署关于减轻人民负担的指示，1943年2月5日。收录于《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册）》，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94，P34-35。另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是194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对冀察晋分局的函电指示《精兵简政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该指示说道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已悉。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正操）部六千西移外，另调聂（荣臻）部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17册》，P410。⑥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收录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中央档案馆/编，1991，P264-265。⑦陶铸，《再谈精兵简政》，《解放日报》，1942年6月25日，第2版。⑧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1942年4月22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244。⑨《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P181。⑩（11）杨秀峰，《五月反扫荡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工作的几点重要小结》，1942年7月23日在边区干部会的报告记录。收录于《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 第二辑》，P134-143。（12）把增强，《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中的编余人员安置》，《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