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命与道，世界观形成与特质

如果要挑选几个最能体现中国人终极关怀的概念，那么“数”、“命”、“道”无疑会榜上有名。这些概念不仅深度融入《周易》的形上思想，更构成了其形上体系的核心。想要理解中国人的终极意识，《周易》无疑是一个极富价值的参考范本。

我们深入探讨“数”。在古老的《易经》中，“易数”对于命运的探索至关重要。被班固赞誉为“人历三圣，世历三古”的《易经》，无疑是中华形上学的源头。那么，“易”这个词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原始意义呢？

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易”有三义：易简、变易、不易。这只是人文昌明时代的解读，并非“易”的原始含义。另一种解读则认为，“易”是卜筮之官的官名。朱骏声和高亨先生则进一步挖掘出“易”的远古含义，他们认为“易”即觋，是古代主管卜筮的官员。按照这一解读，易不仅是卜筮的经典，更是主管卜筮的官职的名称。

《周易》中的术数观念极为丰富，主要包括阴阳之数等。阴阳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古老的概念之一，任何事情都被视为阴阳属性的结合。在《周易》的象数体系中，卦、数和爻都分为阴阳。这些阴阳之数按照一定规律推演，形成了六十四卦的数的规律。

《周易》中的数、命、道等观念，深度体现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这些观念不仅是古代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入研究《周易》，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图片来源：colorhub。在深入探讨易数的奥秘时，我们不禁被引领进入了一个充满哲理与术数的世界。从八卦的定吉凶，到法象的天地四时之变，易数的推演与世界演化呈现出一个严谨而对称的形式化结构。就如同神秘的太极图一般，阴阳之数的美妙与深奥反映了宇宙万物的构成。

天地之数，实为奇偶之数，阳为奇，阴为偶。天地之数的演绎，是通过《周易》的指引，将十个基数分阴分阳，归属于天地。天之数和地之数相结合，得出五十有五的天地之数，天地万象便被简化为精要的易数。通过易数的推演，我们可以洞察造化的奥妙，把握天地之道。

进一步地，大衍之数的运算程序为我们捕捉天地之数提供了路径。这一过程充满神秘色彩，却又不失自然易得。从确定大衍之数五十始，经过一系列的运算，最终得出乾坤两卦之策，再进一步形成卦象，指示吉凶。这一运算过程模拟了天地四时的运行，体现了宇宙按照数的规律运行的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所述的占断过程包括揲蓍和组成卦象两个主要部分。其中，揲蓍是一个“参天两地而倚数”的阶段，易数与天地之数相互契合；而组成卦象则是根据运算结果来断卦指示吉凶。

阴阳之数、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周易》的象数观、术数理论和数学体系。这些数术体系从理论上讲，可以凭借数的运算掌握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行规律，揭开天地间的一切奥秘。例如，北宋易学家邵雍根据《周易》的术数理论建立的包括天地寿命的“数学”体系，便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探索《周易》中的数命与德命

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有一种声音，那是《周易》的独白。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诉说着现象与本质、存在与命运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仿佛是一个“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世界，主宰与流行共存，实体与现象并未分离。

《周易》的数，并非关联宇宙的实体，而是与“变”和“象”紧密相连。数的功能有二：一是通变，把握事物的变化之道；二是定象，确立卦象。这些卦象的意义需要通过卦爻辞来解读，它们的功能在于指引吉凶。这种深厚的智慧，被总结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易数所把握的，并非一个抽象支离的世界，而是一个现象与本质合一、充满存有的世界。在这里，最为抽象的数被导向了最为实用的途径——指示吉凶悔吝。这与西方数学中的数不同，后者仅反映事物的数量属性，并不具备阴阳特征。而易数则是阴阳世界观的产物，数字本身具有阴性与阳性，因此具备了通常数学数字所不具备的功能。

在《周易》看来，数不仅是数量，更是命运的媒介。它通达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命运本身。易数就是命数，揭示了命运之神的神秘面纱，以一套可理解的数的系统展示在世人面前。根据《系辞》的说法，《易经》的产生是圣人定业断疑的需要，是其忧患意识的结果。易传的作者毫无保留地赞美了《易经》的预测占断功能，称其为“至精”、“至变”而又“至神”。

那么，何谓命？命是令也，从口从令。命字起源于西周，与令字异形而同义。命背后必然有一个发号施令者。在《周易》的世界中，这个发号施令者被称为“帝”。帝在殷人的宗教信仰中占据独特地位，作为至上神存在。筮占与龟卜都是通达事物背后的主宰者的媒介，而《易经》爻辞中出现的帝，也是这一宗教观念的表现。

在易的世界里，帝依然在场，《益》卦六二爻辞中的“王用享于帝，吉”，就是记录先王祭祀帝的事情。这种对命运的敬畏和崇拜，体现了人类对于未知的敬畏和探索。

《周易》揭示了命运与存在、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微妙关系。它以数的形式，展现了命运的神秘面纱，同时也传达了人类对未知的敬畏和探索。在这个充满智慧和启示的世界里，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存在与命运之间的奥秘。《易传》中的帝与天的概念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观。在多处引文中，无论是《履卦·彖》中的“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还是《豫卦·象》描述的“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都揭示了帝作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存在。这些引文，除了《说卦》中的“帝出乎震”外，其他出现的帝字，均代表了这种神圣的存在。

同样的，天这一概念也兼具了自然与主宰的双重含义。在卦爻辞中，天有时表现为自然之天，如《大有》上九爻辞中的“自天祐之”，有时则显现为赏善惩恶的主宰之天，如《姤卦》九五爻辞的“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这种兼具自然与主宰含义的天，其源头可追溯到《尚书·金滕》中的一段描述，那里的天大雷电风雨，既是大自然的显现，又是主宰之天的意志彰显。

在《易传》中，天多半被解读为自然之天，无论是乾坤两卦彖传对于天地的解读，还是系辞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宇宙架构，都体现了这一点。《易传》中同样含有主宰之天的观念，如《大有·大象》中的“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以及《无妄·彖》中的“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这些描述都显示了天在《易传》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深入探讨《易传》的思想，我们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一部纯然哲学的著作。尽管作者对《易经》进行了哲理化的诠释，但在其哲理化的世界中，主宰之天帝对于井然有序的易的世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帝和天的同时在场，构成了那个风雨博施、阴阳流转、生生不已的宇宙背后的推动力和监管者。尽管人们常常为宇宙万象的繁富所惊叹，忽略了那个至上者的存在，但它依然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世间的一切。这种对帝与天的信仰，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天命信仰的重要特征。《易传》肯定象数预测的有效性，进而确认了命的力量及其背后的主宰者的存在。这一观念并非因哲学化而有所改变，而是在哲学系统的构建中，以象数系统的合理性为前提。古老的《易经》诠释史中，存在一种连续性，体现在对命的理解上。《周易》中的宇宙观含有主宰之天，易数的占断将吉凶源头归于命，引发我们对天命内涵的进一步追问。

在《周易》的筮法中，命以数的语言揭示自身奥秘。《易经》的卦爻辞并未明示所命者的意志，更未如《圣经》般给出人生行为的指导。卦爻辞仅简要指明吉凶悔吝，我们难以明了其背后的吉凶之理。那深藏于命数背后的主宰者，似乎对人间善恶漠不关心，只发布吉凶祸福的信息。

这一主宰者并非道德性的至上神。让人联想到的“帝”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神灵，拥有非凡的权能，如令风、令雨、降祸等，甚至引发战争、毁灭城市。这个神灵对于人类行为的善恶却无动于衷，仿佛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神，不具备道德属性和关怀，这也是所有自然宗教中神灵的共性。

考古资料表明数字卦起源于更早的时代。《尚书·洪范》证明殷代已有筮占，甚至夏代可能已有简单的数占形式。起初只是简单的卦象符号，到周代才发展成为复杂的筮数系统。筮占与龟卜都属于自然宗教时期的产物，其背后的神灵也具有相同的宗教属性。无论筮占背后的神灵如何，它必然也是一种不具有特征的自然神。从《易经》卦爻辞与甲骨卜辞在形式与内涵上的相似性，可以看出二者受到作为王家主导占卜方式的龟卜卜辞的重要影响。

易数背后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与人的行为善恶无关。《易传》却倡导德性的人生观，将道德礼义视为人生根本准则。如《系辞》引用孔子的话强调德的重要性。周初的诰辞和《诗经》篇章中，天命的核心内容即是“德”。周人总结了历史，认为得天下的原因是“敬德保民”，失天下的原因是违背德的要求。周人从商纣王败亡的教训中汲取了经验，认识到天帝保佑当政者并非无条件，于是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强调“王其疾敬德”。这种对于天命的全新诠释是周人最伟大的宗教创造，将非理性自然神转变为具有道德性的神。

探寻宇宙理性与仁爱精神的汇通——从命到道的转变

周人似乎对内在矛盾浑然不觉，这种矛盾在古代的宗教观念中尤为显著。尤其是德与福、数与德、天与人的矛盾，它们在儒家道德观和人生观的深化过程中更加突出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一矛盾在孔子的学说中也有所体现。

孔子在《论语》中谈及命和天命时，所表达的命有两种含义。当他直言一个“命”字时，指的是命运；而说到“天命”，则更多地是指道德之天，表现出敬畏和担当精神。这种命数其实就是内在的矛盾，反映了人生德福的不一致。孔子的人生遭遇，以及他的弟子们的境遇，都反映了这种数命和德命的矛盾与紧张。这一矛盾的化解有待于《易传》宇宙观的完成。

随着西周天命观的动摇，人们开始转向对道的探索。《周易》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命的世界，也是一个道的世界。春秋时期，中国思想的核心由命转向了道。命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古代宗教占主导的时代，核心是对于至上主宰者的崇拜。“道”却是中国思想的独创性概念，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大裂变的标志性成果。

老子作为春秋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道论是对西周天命观的一种颠覆。他提出的道，先于天地而生，作为宇宙本体，成为了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他将宇宙变化的终极原因归之于宇宙本身，而非外在的神灵。他的道法自然，强调万物的自然发展，反对过度的人为干预。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体现了对于宇宙理性的追求。

老子的德也与西周的德不同，与孔子的德亦有所区别。他改造了德的内涵并赋予它以全新的意义。这种德更多地体现了人文理性的进展，将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老子的道与德的结合，体现了宇宙理性与仁爱精神的汇通。这种汇通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从命向道的转变，从信仰走向理性的探索。

从命到道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宇宙理性的追求，也体现了仁爱精神与宇宙理性的汇通。这种变革不仅是对西周天命观的一种颠覆，也是对古代宗教观念的一种超越，开启了人文理性的新时代。在西周时期，道德观念深受天命影响，德性的核心在于敬畏天命、勤于政务和惠及民众。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也是德性表现的重要方面。老子的《道德经》提出了不同的理念。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德性源于对道的体悟。遵循道而行是理想人生的唯一路径。由于道的本体具有虚无性，因此顺应自然、清静无为成为核心德性。这也导致老子轻视礼乐，因为它与西周道德观背道而驰。老子的思想推翻了西周时期至上主宰的地位，自然也不继承其道德命令。

将老子的道论视为自然宇宙观是恰当的。有学者认为《易传》的宇宙观也受到老子影响，形成自然宇宙论的体系。《易传》中，天已不再是人格神的代表，而是与大地并列的自然存在。其系统表达的天道观模型描绘了一个变动不居的自然宇宙，没有主宰者的存在。

那么，宇宙运行的动因何在？《易传》的回答是阴阳之道。乾坤作为宇宙生化的两种根本力量，相互对待和交互作用，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易传》中乾坤被称为“乾元”和“坤元”，代表天地以外的更多物象。具体地说，乾卦之德以健为本，鼓励自强不息；坤卦之德以顺为主，强调厚德载物。

熊十力先生对乾坤的本质及其关系做了精辟分析，他认为宇宙的恒转不息得益于两种本原性力量：辟与翕。辟相当于乾元，代表宇宙间刚健进取的势用；翕相当于坤元，代表宇宙间收摄聚合的势用。二者相互依存，共同促成了世界的恒转不已。

尽管《易传》与老子的宇宙论都使用了阴阳概念，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所不同。《易传》中，尽管乾坤并建，天地并称，但天与地的地位并不等同。《易传》中的天地不仅是天地本身，它们更是乾坤之“法象”，代表创造宇宙的本原性力量。主导《易传》宇宙的是阳刚进取的精神，但同时也重视阴柔的作用，体现了刚柔并重的宇宙论。

在探寻人生理想的道路上，我们不得不提及易道与老子之道的差异。《易经》中的君子不仅自强不息，宛如天地间的勇者，厚德载物，更是体现了与天地合一的哲学。与之相比，老子的人生观则以谦下为表，虚无为实，呈现出一种淡泊超脱的态度。《易传》中的天，已超越了自然之天的范畴，化身为两种本源性的力量，合而为一，即为天道。这一阴阳对待流行之道，正是古老天命演变为天道的理性化过程。

在宇宙观方面，《易传》与老子存在显著的差异。老子的道具有虚无性格，承认无对于有的优先性。而在《易传》的世界图式中，我们找不到“无”的位置。儒家的宇宙观根植于一个“诚”字，诚者，天理之本然也。大易的宇宙以阴阳对待为始基，一切均由诚实不虚的乾元与坤元化合而来。

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虽受道家影响，却未能实现儒家本体论与价值观的有效整合，因此受到陆象山的批评。这一批评凸显了儒道两家在宇宙本体论上的分歧。

《易传》的宇宙观完成了“道”与“命”的统一。它展现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宇宙，将宇宙的基本功能定义为“生”。乾元的“大生”和坤元的“广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孔夫子对于宇宙的感慨，或许正是对于这种刚健不息的宇宙精神的深刻体悟。

当我们感叹天地万化之时，我们想到了什么？是仁吗？正是因为仁，我们才会爱人，才会希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刚毅木讷的品质，不正可以作为天地无言的写照吗？

朱子的观点更是深入揭示了儒家本体论与心性论的内在关联。他引领我们认识到，此心即是与宇宙息息相关的核心。在此观念下，天地万化又像是宇宙的“有心之作”。《易传》的宇宙观融合了道与命，展现了一个充满温情和生机的世界，为人生提供了积极的价值导向。朱熹在《仁说》中深入探讨了天地之心与人心之间的关系，他坚信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仁的体现。尽管这种信念是他个人的臆见，但他认为这是对天人无间断联系的精密阐述。尽管“仁”与“心”有所区别，但它们可以浑然一体，打通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界限。这种见解源于他对《周易》的深刻解读，他认为天地之大德在于生，而儒家的人生论则以仁爱为本。

朱熹对圣人之德的功能赞叹不已，认为其能够范围天地之变化，曲成万物而不留遗憾。这样的人生境界，融合了“安土敦乎仁”的博爱和“乐天知命”的超然洒脱，展现了体道者的人生境界。在他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周易》的形上境界的真实内涵，以及儒家对于终极世界的探究如何从命转向道的过程。

《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其最初的形上关怀体现在命数之中。孔门《易传》借助道这一哲学范畴，实现了天道与天命的重新对接，从而超越了命数观的思想境界。这种对接标志着儒家宇宙观的完成，为中国文化赋予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个既有理性又充满仁爱的世界，超越了时空的束缚，让中国人无需再去追求时空以外的上帝。中国人的上帝就是“道”，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宇宙的生生不息和人类的良知中，是我们寄托终极关怀的所在。

在朱熹的解读中，我们得以窥见《周易》的深邃与博大。这部古老的经典以其独特的智慧，启示我们探寻宇宙与人生的奥秘，感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今天，我们共享这份智慧的财富，也期待着更多的探索与发现。